协和医院严格要求住院和实习医师

协和医院对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要求非常严格，是24小时值班制，写病历和向上级医师汇报病情一律用英文。两年期间我学到不少新的医学知识，并提高了临床工作的经验。在两年的临床工作中，我开始认识到结核病的严重性和肺结核患者的悲惨情况。协和医院有结核病门诊，但不负责治疗，除特别富有的患者有能力到私人结核医院接受治疗外，一般大众是治疗不起的。因此，我常对结核病问题进行思索，并希望将来能为结核病患者做些贡献，庆幸的是我实现了这个愿望。

1938年夏因北平道济医院的一位内科医师回美休假，我就离开协和医院到道济医院任内科医师。在这里又遇到肺结核患者多而无法住院治疗的问题。我向一些好心肠人募到一些钱，在内科病房外面的平台上架起木屋，设立了10张男患者的结核病床收患者住院治疗。此外，我又专心地研读有关肺结核预防和治疗的名著，提高了对结核病的认识：肺结核病是能够预防的，也是能够治疗的。当时有不少医生不愿意搞结核病治疗工作，怕传染，那时还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链霉素是到1944年才发明的，在当时曾被人认为是结核病患者的救星，但事实还不是那么理想。

1940年，我无意中在协和医院院内布告牌上看到燕京大学要招聘一名基督徒的青年医生做校医，我就想去试一试。当我与司徒雷登校长见面后，他表示欢迎。我这个校医的任务是为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做肺结核防治工作。我到燕大不久，协和医院赠给燕大校医院一套老型的X光设备，只能做透视之用。

1940年秋季开学前，在协和医学院公卫系裘祖源医师的协助下，对1940年入学的新生在一般的体检之外，还做了结核素皮内试验和肺部X光透视。那时的大学新生约95%有结核素试验阳性反应，4%—5%患有活动性肺结核病而不能注册入学。这是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为了给患结核病的学生提供治疗的机会，我向燕大和协和医学院教授们募集了资金，在香山的宫门外的一棵松设立了20张床位的肺结核病疗养所，为学生提供了住院治疗的机会。我每周骑自行车去香山看望疗养的同学，给他们提供医疗服务。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师生流离失所，我处于彷徨不知去向的苦境。协和医院当时同样被关闭，市民看病困难。

我在道济医院担任内科医师时，被聘为该院的董事。道济医院被迫关闭后，另一位董事陆宗英教授邀请我一同搞恢复道济医院的工作。我和他冒着很大的风险持函以个人名义去日本宪兵队（北大红楼），要求恢复道济医院。当时值班的宪兵拒收中文信件，而我们又全不懂日文，在此进退维谷之际，又出现了巧遇，值班的宪兵自动地叫屋内坐着的一个人将信译成日文。信件译好后，屋内那位陌生者主动向我说：“我是美国远东宣教会的牧师，在日本学的神学，经常听到我的主教提到过您的名字，主教全家都是您的病人，今天能有机会为您做点事感到很高兴。”从此，这位牧师就成了我的日文义务翻译者。(www.xing528.com)

关闭了的道济医院终于在1942年12月20日复院，接受患者。在这之前，协和医院已被日军改作后方医院。道济医院复院后，我邀请协和的主治医师们在道济担任（整时间）内外科主任；老师、教授们聘为顾问。他们对患者自收诊费，住院费及医药费则归医院。当时有些人说“道济医院变成了小协和医院”。

道济医院复院不久，道济护士学校也复校。我还邀请了协和护校的老师来讲课。协和护校有43和42两年级的部分学生在道济护校完成了学业。

我在奔走道济医院的复院工作中，深刻地体会到勤奋、机遇和服务三者关系，以勤奋为动力和起搏器，只有将勤奋和机遇有机地衔接起来，才能达到为群众服务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