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家庭、事业二者不可兼顾。李漪对此并不以为然，可是事实上她过了85年的独身生活，把年华、精力，把全身心都贡献给了医学事业。少女时代的李漪，才貌都很出众，爱神不断地敲着她的门扉，却敲不开她的心扉。九婶徐樱与九叔方桂的结合，是她的撮合（徐樱之嫂王荫松是她的同学）；九婶要为她介绍一位佳婿，可是她说：我事业未成，哪有功夫去恋爱、结婚？她自从立志学医，迷上了医学之后，恋爱、婚姻、名利、享受，都在她心目中黯然失色。她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医学的深海里潜游，觅取保护人类健康，抗灭疾病，探求某些疾病的病源、病理等等方面之秘密。虽然她最终研究的是癌瘤、肿瘤病理学，而被视为人类健康大敌的癌，迄今还没有被征服、被消灭，可是李漪从培养纯系实验动物，到研究癌瘤的病源、病理诸方面用尽毕生精力，为攻克癌症做出了贡献。作为一位医学家，她的爱是博大的。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老小姐”总难免有缺乏人情味之类的怪僻。而李漪倾注感情的方式可能有些不同一般，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对我们实验室的同人，言传身教，严格要求，从研究员到实验员；从教师到学生，都有严格要求，在工作上、治学上，唯恐由于她的松驰贻误我们这一班人。在实验室，从瓶瓶罐罐到实验记录，科研进展情况，都有日志，她无一不逐日检查、过目。对每个人的工作都有指导、检查。这一套细密、严格的科学管理，我们当中有的人觉得“受不了”。搞科学就得一丝不苟，一个小小环节的疏忽，可以影响全局，大家不仅要这样执行，而且要培养成习惯，培养成一种精神。每周她都要在室内主持一次学术性的研讨会，要求每个科技人员都提出问题、心得，进行讨论，相互切磋。她认为提不出问题的研究人员是不称职的，至少是学术思想迟顿的一种表现。她非常欣赏善于提问的人，她倾听大家提出的问题，让大家相互解答、答辩、争论，人人发言。她赏识那种能够言人所不能言的人。最初我们也不大适应，甚至觉得有“压力”，她强调：压力不可少。大家明白了她的用心在于培养年轻一代学者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敏感，善于动脑筋，就无不心悦诚服按她的要求去努力。久之，全室树立起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作风，活跃而富有生机的学术空气。她倾注感情和希望在我们身上，我们由衷地感到温和、亲切。
从外表、言行举止看来，她有些古板、冷峻；有些人提到“老小姐”，总容易想到孤僻、寡情，而她却富于感情，富有人情味。最突出的是对病人的理解、同情、愿意分担病人痛苦的那种虔诚。她常说：不懂爱的人就不配当医生。她无条件地到病房去陪伴病人，聊聊天，对病人同情、爱护、理解的“自然反射”使病人觉得她象大姐、妈妈、奶奶。病人点名要她看病，说：我相信李大夫！实验室一位同志家乡遭水灾，老家人生活困难，她立即叫我去汇款；一位女同志领了工资，却被小偷扒窃了，焦急万分，李漪拿出钱来填补，劝那女同志别着急，今后小心就是。最有意思的是她对青年同志们的男婚女嫁、生儿育女，从不疏忽，总要送份礼物，表示庆贺。她还很好客，朋友来了，亲自下厨，招待吃饭、吃茶；偶尔还要凑成一桌，打桥牌，她牌艺高，打得很精，但总以一小时为限。五六十年代天津越剧团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西厢记》她听得津津有味。据说一般“老小姐”多半不喜欢小孩子，我调来天津的时候，偏巧已经怀孕，我打算做人工流产，她却一定要这个孩子，并且说她相信能够培养一个有用之材。我的儿子降生了，她给赐名李陆，因为我们姓李，孩子的父亲姓陆。婴儿啼哭，我非常担忧，祖母却说：家里有孩子哭闹，凭添了生气！祖孙俩相处得格外亲热，祖母叫孙儿“男娃子”，孙儿竟叫祖母“女娃子”，我的这位姑姑，从不失赤子之心，令我终身难忘。我还记得在她60岁那年，医学院举办新年同乐会，我们实验室编演了一个小话剧，她扮演一位保健站大夫，演得很洒脱自如，观众夸她是出色的“本色演员”！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那一段黄金般的闪光岁月，工作顺利，生活安定，令人难忘的事实在不少。
可是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没有法制的年代，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一夜之间把灾难带入千家万户。我非常惊恐焦急，担心名望颇高的李漪教授难逃劫数。果然，横祸飞来，一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荆冠落到了她的头上，挂牌批斗，游院示众，关入牛棚，打入劳改队，暴徒们涌进家门，以破四旧为名，行打砸抢之实，砸坏了红木家俱，抢走了一批珠宝，其中有钻石戒指、翡翠耳环、珍珠项练，还有6两黄金（后来落实政策给予了不足千分之一的“收购费”）。我们都何曾见过这种阵势呢！李漪教授一生，讲求自爱、自尊、自重，如何承担得起这样的风险和损害呢？出乎意外的却是她的平静、豁达。她见我惶惶不可终日，反而开导宽慰我说：人的一生，不能都走在平康大道上，受点磨难没啥了不起，而她唯一担心的是用心血培养的纯系动物和十几年兢兢业业建立起来的实验室。那时候，确实已有人嘁嘁喳喳，说什么：养耗子有什么学问？把耗子养得这么娇贵，比资产阶级还资产阶级！不过学院里大多数的学生、教师、工作人员都知道李漪是国内外有名望的医学家，在医学上造诣很深，贡献卓越，所以总有人暗中保护她，保护实验室。尤其是本室的研究人员、工作人员，尽心尽力，甚至冒着引火烧身的危险，坚持工作，坚持李漪教授确立下来的科学管理，保护着纯系小鼠一代一代生殖繁衍。老教授得知这一切，又高兴又激动，她对我说：只要“命根子”保住了，我们的事业、研究室复兴有望，我个人有什么可悲、可计较的。她坚强地挺住了多种多样的人身侮辱、迫害和折磨。不过，人必竟是肉体凡胎，残酷的现实，力不从心的劳动，严重地摧残了她的健康，在一次繁重的劳动之后，引发了她原有的胃病，大口大口地吐血，直到力竭体衰，昏迷不醒。经抢救脱险，军宣队批准她回家休息。云南路的住宅早被人抢占了，她被挤到了二楼才十来平米不向阳的小房间里，略事整理便开始看资料、读书。我不禁悲怆地想到古代的颜回，“身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从老教授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殉道”的传统！
人祸未已，天灾又骤降。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李漪不顾我们的阻拦，冒着余震中房倒屋塌的危险，从云南路的家里步行到甘肃路的医学院，爬上三楼的实验室，查看实验动物是否安全。学生们、同志们为她建起了防震棚，她首先把小白鼠和必不可少的实验设备迁进防震棚。老教授认为：只要实验室完好，近80代的纯系小鼠安然无恙，她就是“九死一生”也义无反顾！
天灾人祸终于都过去了，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年近八旬的李漪教授欢欣不已，工作更加劲头十足。学院领导鉴于她年事已高，胃溃疡的宿疾又未能根治，一再请求她不要再到学院去上班，大家也决定有事登门求教。没想到这一决定惹恼了她，她说：我的工作离不开实验室、离不开小白鼠；我要教学，离不开课堂讲台。最后，她只答应了学院派汽车接送的安排，而从此她就带着饭盒，中午在学院进餐，为的是节省午间的一趟汽车接送，既节省司机同志的劳力，又节省汽油。她就是这样事无巨细，从不为自己打算，爱人、爱国的拳拳之心，令人感佩！
我的这位姑姑最忌言“老”，老教授、老大娘、老奶奶，这些称谓，她都反感。不知情的人问她“高寿”，她气狠狠地回答：“有好几百岁啦！”有一次，她的好朋友金显宅教授“犯忌”了，她就生气地用英语“回敬”金教授，两人用英语在实验室里吵了一架，把大家逗得不禁掩口而笑。事后她对我说：“我不喜欢老，而喜欢青春长驻，因为我有许多工作要做，许多新鲜的课题在吸引我！”
七十年代末，她进入了耄耋之年，而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她的领导下，肿瘤病理的研究、实验动物学的研究都扩大了，并且确定了几个重要的课题和研究项目，又亲自招收了几名研究生。3月里的一天，她为研究生讲完课从四楼下来，才下到三楼就摔了下来，头撞在地上，腿脚也扭伤了。可是当人们发现的时候，她一声不吭地坐在地上，并且坚持要回家自行养伤。医学院著名的老教授受伤住院，谁都会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谁也不能说服她。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而坚强的她，自行休养了不多日子，居然就能行动，就能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就高高兴兴准备上班去了。不料就在准备到学院去的头天晚上，忽然大口大口地吐血，胃部剧烈疼痛，不得不住院救治。不久，吐血停止了，疼痛也消失了，又坚决要求回家。老人消瘦得不象样子，我们无不心疼。可是她照着镜子，顾盼自豪地说：“好了，没事了，可以准备上班去了！”就在她再度准备重返教学科研岗位的当晚，又犯病了，再度入院，病情十分严重，大夫们尽力抢救，不得已而做了急救手术。当她从麻醉中苏醒以后，就叫我给她眼镜和这几天来的报纸，大家都庆幸她的病情又有了好转。(www.xing528.com)
这时荷兰国家肿瘤研究所的黑格教授来津访问，虽然得知李漪教授因病住院，仍十分恳切要求到医院看望。因为黑格教授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与这位素所敬仰的中国女专家见一面。我们觉得不能不让她知道。这时李漪全身插满了输血管、输氧管、输液管、引流管，许多功能都有故障，只是精神还可以。听到黑格教授要求探望她，她很激动，觉得异国同行的盛情难却，而且还抱着交流切磋的愿望，便约定4月9日上午在病房相见。不幸的是她的病情险象日增，8日晚间竟与世长辞！次晨，黑格教授闻噩，十分沉痛、惋惜！
1982年4月7日李漪教授生命垂危，我们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她神智仍极清楚，感情仍很坚强，还对守护在她身边的我和李陆叮嘱说：“通知亲友、同志，不要说得那么严重，只需说：我不健旺了就行！”8日黄昏，她已进入弥留之际，守护在病房内外的人们无不掩面而泣。李漪教授走完了85年生活道路。
伴着老教授的遗体，我反复地想：敬爱的姑姑，在你的一生中读书、工作、事业占满了你的心，竟然没有为自己的欢乐、爱情留下一隙空间。在生命的长河中，85年是短暂的，但你为祖国的医学事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留下了一个“女强人”的光辉形象。
（陈珍、金宝玉 整理）
丁懋英事略
丁懋英是解放前天津著名的女医生，其父丁福保原是上海名医，其兄丁仲英在30年代时也成为江南名医。丁懋英自幼聪颖，及长赴英国学医。学成返国后，经其兄丁仲英介绍，只身来津，到天津水阁女医院作医师。1916年该院创办人曹丽云病逝，由丁懋英继承女医院事业。该院在津沽名绅严范孙、教育家张伯苓等人的襄助下，发展业务，广医妇幼，成绩斐然，名扬津门，成为社会所敬仰的医院。业务也因此更加繁忙，医院收入渐丰，遂在前院东厢建起手术室及单人病房数间，并在后院建起丽云纪念楼。以后又扩大了董事会，聘请卞俶成、杨豹灵等为董事，给医院增加了实力。1923年丁懋英在伦敦道（今成都道）自办天津女医院，并在八里台附近购置田产一块、土房数间。丁懋英善交际，且热衷于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并对市内各从事妇婴事业单位给予热心指导。丁曾请北京结核病防治院主持人卢永春来津就诊，为此曾将医院内原有病床悉数改为结核病防治专用。日本投降后，联合国救济总署救济物资运津，授权丁懋英妥为处理，丁认真负责，公正圆满完成物资分配任务。1950年初丁懋英出国未归。后听说丁在美国某州医院担任住院医师，以后情况无从可知。
郭振华 范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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