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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辑:二不为良相,却成杰出良医

时间:2023-08-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李漪被聘任为住院医生。第一胎儿呱呱降生了,李漪一面安抚着产妇,一面镇定地接下了第二胎儿,母子平安。院方决定将她提升为总住院医生,还有人希望她在湘水之滨结婚成家。可是她却出人意料地决定离开湘雅而接受了南京鼓楼医院的邀请。有人弄不明白李漪为什么要放弃眼前称心如意的工作,而去鼓楼医院呢?李漪为他们当翻译,难能可贵的是她毫不计较这份额外的负担,不摆架子。

第53辑:二不为良相,却成杰出良医

1920年步入大学殿堂的李漪,正值豆蔻年华,才貌出众,作为女大学生,更是凤毛麟角,令人羡慕。那时候追逐她的人很多,很有不少可择的对象,但都被她拒绝了。她觉得自己求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全副精力、时间用之读书学习尚嫌不够,恋爱择婿都是要花费时间精力的,而她恨不得上苍赋予她加倍的时间精力,用之于读书学习。尽管她从没有宣布抱独身主义,但为了学业,她把恋爱、婚姻,常人所强调的“终身大事”抛得远远的。医科大学的学习负担是很重的,尤其是对一个女青年,学习解剖学要面对一具具尸体,强忍着恐惧,从看老师动刀到自己动刀,没有坚强意志,是难以挺得过来的。当时北医本科规定为4年,4年中要学好内科外科妇产科,还有五官科、放射科等等专业,每天功课排得满满的。要听课,要做实验,还要啃大部头的专书,要看中外文献,浏览书刊,从黎明到午夜,从课堂、实验室转入图书馆,4年中无一日松懈。1924年她以最优的成绩毕业了,学校拟留她当住院医生,教授希望她功读学位,而北京协和学院也提出聘用她的邀请。她接受了协和的聘请。

那时候,协和医学院正式开创才不过3年多(新校舍落成于1921年),但在国内外已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李漪既非协和出身,而能被协和聘请,除了她的母校与协和关系比较密切以外,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她的学业成绩优于一般而受到来自协和的兼课教授们的器重和推荐。李漪是学院唯一的女学者,她兢兢业业刻苦自砺。比她年长一岁的胡正祥(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的病理学家、医学教育家)先生自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学成归来,也应聘于协和。胡先生年纪轻轻治学严谨,从事病理学的教学与科研,李漪尊胡先生为学长。在胡先生带领下,他们做了将结核菌接种到实验动物小白鼠体内,探索单细胞的反应形成取得成功,这也就是她后来做实验动物研究的一个起点。对病理学的研究,她有浓厚的兴趣,在尸体和活体病理检查中,用肉眼和显微镜观察病体标本,分析病变的性质和诊断,找出发病、致死的原因,犹如深海探宝,使她忘却一切。她每天在实验室里做切片,和显微镜打交道,经常工作到深夜,就是过年过节及过协和所重视的圣诞节,她也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但是在这所名气大、专家多、条件优越的高等学府里,大权几乎都是掌握在美国人手中,“门户之见”也很深。李漪既非协和出身,又是中国女性,学院当局和美籍教授乃至一些中国教授,对她总是不能一视同仁。最突出的是表现在不给她临床实践的机会,这使李漪很苦脑。于是她在协和工作两年之后,于1926年毅然离开。

离开协和已是一般人不易理解、为之婉惜的,而李漪还决心离开北京,背井离乡,只身南下湖南,应聘于湘雅医学院。湘雅与协和关系比较密切,在很多方面学习、仿效协和,各方面的要求都比较高,也比较严格。李漪被聘任为住院医生。她的第一个病人是患有癫癎病的孕妇,已经到了临产期,肚子格外大。那时候还没有“B超”之类的检测手段,全靠听、按、摩这些办法来检查。她查出这名孕妇怀的是双胞胎,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她作了种种准备和安排,特别注意了防止临产时诱发癫癎。在产房里,她守护在产妇身边,心里想着此时此刻有三条生命系之于她的身上,不能有半点含糊。她把满腔的责任感和爱倾注在这张产床上;产妇想使劲,抓住的不是冷硬的铁床栏而是李大夫柔软的手;面对的是既和霭可亲又堪信赖的面容。第一胎儿呱呱降生了,李漪一面安抚着产妇,一面镇定地接下了第二胎儿,母子平安。经过了一个长夜的辛劳,付出了几身汗水和许多的担心,该让医生喘口气了,可是产妇续发宫缩,还有第三胎待产。李漪惊出了一身冷汗,强令自己镇定地采取应对措施,稳定产妇的情绪。她顾不得自己的疲惫,也顾不得让助产士为她擦一擦满脸汗水,使出全身“解数”,终于接下了第三个胎儿,母子平安无恙。一胎产三子,是比较罕见的,而产妇又是癫癎病患者,李漪医生在湘雅的病房里可算是创了一个奇迹,医院上下,对新来的年轻女医生赞誉不已,产妇一家对她感激万分。可是李漪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谴,她看到了自己临床经验的不足,对这样一位产妇,只考虑到了双胎、难产、并发癫癎,却没有考虑生三胞胎的可能性。她更重视了理论与临床经验的结合,要求自己提高病理学与临床的水平。

在湘雅工作了两年,她的医德、医术赢得了学院领导的器重,医护人员的爱戴和就诊病人的信赖、赞扬。院方决定将她提升为总住院医生,还有人希望她在湘水之滨结婚成家。可是她却出人意料地决定离开湘雅而接受了南京鼓楼医院的邀请。

湘雅的牌子虽不如协和那么响亮,但在大江南北还是很有名气的,南京鼓楼医院则更逊一筹。湘雅“总住院医生”的职位正在等待着她,而鼓楼医院没有这些等级,只是请去担任内科住院医生。有人弄不明白李漪为什么要放弃眼前称心如意的工作,而去鼓楼医院呢?李漪却认为: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治病救人,鼓楼医院医生那么少,病人那么多,比湘雅困难,我为什么不去助一臂之力呢?她到了南京,成了内科的主力,又看门诊,又管住院。本来病人就多,而她一贯认真负责,对每一个病人,每一个诊断结论都要仔细推敲,付出的时间精力倍于其他医生。尽管疾病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而她做到无一误诊,积累了很多临床经验,取得了很高的声誉。她为鼓楼医院度过了医疗力量不足的难关,而她并没有留恋古城南京美丽的山山水水和医院给予的优越条件,一待医院充实了人力,她又提起简单的行囊南下广州,应聘到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广州是她的父辈早年宦游的旧地,也是她出生的地方,故地重游,多少有一点寻觅孩提时踪迹的罗曼谛克思想,不过更多的是想看看广州的发达,西医的先进情况。

广州中山医学院是一所8年制的医学院,可以说是一所“全盘德化”的医学高等学府,主事的是德国人,从教务、医务到各科主任也都是德国人,与他们在一起工作、生活都要用德语。李漪在大学、在协和的时候,第一外语学的用的是英语,德语是作为第二外语选修的,而她学得努力,功底很好,教病理学,不仅能按学院的要求,使用德文教材、文献,而且能用德语授课。至于那些德国同仁们,大都不会使用汉语,离开了翻译就举步维艰。李漪为他们当翻译,难能可贵的是她毫不计较这份额外的负担,不摆架子。当时国内的西医已有英美派、德日派之分,她在中山大学医学院虽然呆了不到两年,但她不分“份内”、“份外”地做了许多工作,了解了德日派医学的某些精深之长处,李漪觉得很有收获。(www.xing528.com)

1929年底她又应聘于上海医学院,在病理学科一呆就是5年。病理学科主任谷镜汧教授,留学德国,病理学方面的造诣很高。谷教授对于李漪这位已过而立之年还过着独身生活,一心却扑在事业上的女同行非常敬爱,非常器重,两人合作得很好。全学院外科病理学由李漪独自担任,还兼兽医病理学的讲授。她有机会做了很多尸体解剖,从手术中了解、掌握肌体内部器官不同部位、组织及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等等内在的“奥密”,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手术经验。她对肿瘤及肿瘤病理学的研究也是在这一时期致力最多。此外,她还因江淮地方病的特性,致力于研究血吸虫病、恶性疟疾黑死病。5年中,教学相长,她在医疗、科研、教学各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也增长了才能,很具备了争取从副教授升教授的实力和条件,可是她又手提行囊去了杭州,到规模甚小,名牌远不如上海医学院响亮,自然也无权授予职称的浙江医学专门学校任教。

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即杭州医学院的前身,创建伊始,困难很多。派员到上海希望能请到一位能教病理学的教师,上医的李漪愿意应聘,出人意料。可是李漪却十分理解创业艰难,愿意助浙医专一臂之力,她曾开玩笑地说:我没有家室之累,最适合当一名“游方郎中”。到了杭州,学校给她配备了两名助手,她就把病理学学科办起来,教学、科研一肩挑,课堂教学、实验室的解剖、尸检,乃至临床体检的诊断都依靠她。同时她还极力主张开展与当地人民健康关系密切的血吸虫病、寄生虫病的调查研究,限于条件,她只研究了多种寄生虫病。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医的工作终止,她怀着未能及时研究血吸虫病的遗憾,离开了杭州。

敌机在沪、宁一带狂轰乱炸,她不得不偕着她的老母和我开始流亡,饱经战乱之苦,辗转颠沛于后方的西南城乡。当我们从昆明折往重庆的时候,适逢颜福庆教授由上海到了重庆。李漪与颜先生的交情介于师友之间,颜先生曾任过协和医学院的副院长,又是上海医学院的创办人,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和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正直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为奔赴国难,从海外归来。1939年自香港抵达上海,汪伪政府企图诱迫他出任医务卫生方面的要职,日本侵略者也诱迫他为所谓的“东亚共荣”充当吹鼓手,出席“东亚医务卫生会议”。颜先生不惧敌伪的胁迫,摆脱纠缠逃离上海。李漪与颜先生既有旧交,又有新知,因此更加敬佩。听颜先生说上医将迁往昆明,而我们却刚离开昆明,颜先生就建议李漪到贵阳医学院去,据说贵阳医学院办得很不错,就是缺乏教学临床人才,尤其是病理学方面的人才难得。李漪很尊敬颜先生,同时在川滇境内流亡,深深感到处于西南大后方的川滇筑等城市应该办好几所大医院,救死扶伤,培养医学人才,亦属救国救民之举。于是接受了颜先生的举荐,不顾西南公路晓行夜宿、颠簸行旅之苦,又登程赴筑。一到贵阳医学院,她就拣挑重担,一身担任了病理、细菌、寄生虫三科的主任。每天从早到晚有那么多工作事务等待着她,那么多学生、病人包围着她,能够安安静静吃一顿饭,睡上六七小时囫囵觉都很不容易。战争失利,敌军迫近西南,贵阳遭到敌机轰炸。轰炸机隆隆地低空盘旋,机枪叭叭地扫射,作为医生,她不能扔下病人,放下手术刀去躲警报,她说:我才不怕炸弹在我身边开花,我担心的是手术中停电,轰隆的敌机声炸弹爆炸声,惊吓坏了手术台上的病人。有一次敌机来了,炸弹响了,病人都转移了,医护人员也进了防空洞,最后撤离病室的李漪,被催促得匆忙,平日又缺乏这种“跑警报”的锻炼,下楼梯时摔伤,造成左腿骨折,大家为她担心,而她仅仅请青年同事为她在办公桌底下铺设了一个床位,每天就踡缩在桌子底下,还说:“满好,满好!”又养伤,又躲警报,就近过问科里、病房里的事情,不误工作。不久,贵阳医学院与上海医学院奉令合并,建院重庆。李漪的腿脚仍不良于行,只接受了教授的聘书,暂时摆脱了其他行政、医务工作,致力于病理学专业。

1944年侵华日军已成强弩之末,在四川的医学院校拟挑选一名医生去美国。放洋赴美,这是很多人想往、争取的机会,尤其是经过了漫长的战时艰苦岁月,更希望得到这个机会。而李漪却似乎天生的与众不同,对于出国升迁一类名利悠关的事情从不关心,更不追逐。可是这个机会却落到了她身上,由于众多医学界前辈名家的推荐,特别是原协和美籍教授、著名医学家威斯·霍普的推荐,美方也希望李漪前往。于是,国民政府教育部作出派遣李漪赴美的决定,并且于1945年夏初发出了正式通知。当时,我的九叔李方桂、婶母徐樱都在川中大学任教,她把我和她的母亲托付给他们,便整装只身去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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