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我控制的辩证性思想集中体现在Shapiro的人类控制整合理论之中。
首先是积极自主的控制模式和积极顺服的控制模式。积极自主的控制模式(第一象限)强调积极能动,是根据主体的愿望和需求来控制或改变环境,自我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是非常重要的,是人主体性的体现,正如Shapiro命名为“普罗米修斯控制模式”,其对个体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乃至幸福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人的心理和行为毕竟受到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多重决定,不是只由人的心理或主观愿望决定,其他如生物成长成熟因素、自然环境中的不可控因素、社会制度结构的稳固性和变化滞后性、文化的差异性、任务的难度等,在一定时期内或一定情境下,是不可控的或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坚持去改变,势必会造成过度控制(第三象限),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伤害自身的效能或健康,最后发展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变成消极的顺服,太少控制(第四象限),变成一种次理想控制,带来一系列的负效应。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策略性的运用积极顺服的控制模式,老子的和谐顺服模式,暂时地放下、顺其自然,等待自身力量的增长、时机的成熟、情境的进一步变化,再灵活使用积极自主的控制模式,效果会更好。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太多地使用积极顺服控制模式,没有兼顾第一象限普罗米修斯控制模式,那么就渐变成太少控制的第四象限消极顺服控制模式,同样也造成一系列次理想控制水平的负效应。所以要非常辩证地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平衡和灵活运用积极自主和积极顺服两种模式,不可偏废或只强调其中的一种。
和上面两种模式辩证关系相一致的是,在Shapiro的人类控制整合理论中控制能量的自我能量和他人能量也是辩证。不是光依赖其中的一种控制能量,而是根据不同的情景平衡使用两种控制能量来源。同样控制的愿望也不是光为个人的健康、福利,而是兼顾个人和他人,乃至社会和宇宙的价值和福祉,换句话说兼顾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生态利益之间的平衡。(www.xing528.com)
人类控制的辩证性还可见于班杜拉从三元双向决定论的观点,来分析决定论和控制自由的关系。班杜拉说:“决定论表示的是事件效果的产生而不是在教条意义上意味着行为完全决定于独立于个体的先前的一系列原因……自由往往被认为对立于决定论。从社会认知的观点来看,自由和决定论不是不相容的。自由不能被消极地理解成社会影响或情境限制的例外。它应被积极地定义为达成所期望的结果而进行的自我影响。这种动因性的因果关系非常依赖于认知上的自我调节。它通过反省思维,创造性使用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以及选择和执行行动所需的其他自我影响方法来实现……假使在相同环境条件下,有能力进行各种选择并调节自己动机和行为的人,比那些只具有有限的个人动因手段的人更具有使事件发生的自由。”“对个体动因机制的心理学分析表明人们通过认知上的指导和自我激励以及选择和建构适合自己目的的环境对实现所预期的未来发挥作用。”(Bandura,1986a)“由于具有自我影响的能力,人们至少是自己命运的部分建设者。不是决定论法则应该受到怀疑,而使决定论应被看作是单向还是双向过程的问题。假使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决定论并不含有人只是外部力量的工具这样的宿命论的观点。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对自己的命运进行控制和对自我定向设定限制的机会。”班杜拉强调环境和人之间的双向相互作用,以及决定论和控制自由度具有相对性,都显示了自我控制的辩证性。
此外,班杜拉认为人们对自身能力的信念比实际的能力水平能更好地预测他们的所作所为。但他同时又认为最终个体潜能能否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我效能感与实际具备的知识和技能水平的相符与协调。这也体现了辩证性,因为不是说自我效能更具预测效度,那么具有自我效能就一定行,而是要把重点放在自我效能感的提高,同时又要将自我效能感和知识及技能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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