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自我控制研究：揭示第四势力的超个人心理学理论

超个人心理学是20世纪60年代由马斯洛等创立的，尽管历史不长，但已有很多追随者。马斯洛在晚年，开始思考一种新的超越个人经验的心理学。这种超个人心理学构成了第四势力，它关注的是人性的神秘、迷醉或精神的方面。马斯洛在其著作《存在心理学探索》(1968)的序中，描述了他的第四势力心理学观点：

“我认为人本主义的、第三势力的心理学是过渡性的，是一种更为高级的第四种心理学的准备阶段，后者是超个人的、超人类的、以宇宙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的需要和兴趣为中心的、超出人性、同一性、自我实现……这些新发展可能很好地为许多淡泊绝望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了确实、有用而行之有效的手段，以满足他们‘受挫的理想主义’。这些心理学有希望发展为生活哲学、宗教代替物、价值体系和生活计划，这些都是人们一直缺失的。没有超越，不能超越个人，我们就会变得病态、狂暴和虚无，要不然就会变得失去希望和冷漠。在某种新的、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和非教会的意义上，我们需要某种‘比我们更大’的东西作为我们敬畏和献身的对象。”

马斯洛在世时见过苏蒂奇(Anthony J．Sutich，1907—1976)，后者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的创始编辑，还在1969年创办了《超个人心理学》杂志。马斯洛的《人性能达到的境界》作为该杂志的首篇文章发表。超个人心理学与非西方的心理学、哲学和宗教有许多共同点。

超个人心理学已被一些心理学教科书称为第四势力(Peterson，Nisenholz，1995)。超个人心理学提出传统的西方心理学目标和一个健康自律的自我(甚至一个自我实现的人)的结语是有限的和不够的。从超个人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心理治疗的目标是通过唤醒一种与大我、他人和宇宙相联系的体验，达到一个更高的意识水平，来超越个人自我或小我。(Wilber，Engler，Brown，1986；Tart，1975，1986；Vaughan，1986；Walsh，Vaughan，1995；Wilber，1993)。

尽管超个人的路径本质上不是宗教，但它很大程度上是从深奥的精神/宗教传统中借鉴而来，并表明在世界大的宗教传统中控制的重要性(Astin，Shapiro，1997)。超个人心理学有两个看似矛盾的关于控制的观点：①为获得对我们的自我、精神和激情的积极控制，个人的努力是重要的；②顺服性积极控制也是至关重要的(Astin，Shapiro，1997)。正如尤迦南达(Yogananda)所说：“增强你的意志力以至于你不再被环境所控制，而是能控制环境。”佛教信徒认为：“一个扰乱的心灵永远是活动的，从这里到那里跳来跳去，并且很难控制；但一个安静的心灵是和平的；因此保持心灵的控制是明智的。”与此类似的，犹太教提出“一个激情的掌控者要好于一个城市的征服者”(R．Tarfon，Pirke Avot，1985)。

一些不同的文化传统忠告人们要学会放下，放弃积极的控制，把他们自己屈从于宇宙、永恒的现在、生活过程的本原(isness)。拉玛克里斯纳(Ramakrishna)说：“尽管上帝的幽雅之风总在吹拂，但你必须升起你的船帆。”

Shapiro和Astin(1998)在借鉴心理学四大势力中与控制有关理论基础上，积25年研究控制的成果和思考，提出一个人类控制的整合理论。尽管他们提出的是一个整合性理论，但因其理论带有超个人心理学的特点，所以把它放在超个人心理学理论下进行介绍。

该理论围绕三个总体理论假设而展开：第一，获得并保持一种控制感是贯穿人类生活圈的一个主要的驱动力量。第二，既有更高水平又有更低水平的与控制有关的目标、愿望和策略，人们借由这些寻求控制感的获得。第三，在为什么和怎样寻求控制方面存在个体差异。如表2．2所列。

表2．2 Shapiro和Astin提出的人类控制的整合理论假设

该理论有其独到之处，整合了前面的诸多理论思想，兼蓄了东西方文化，具有整合性和系统性，富有启发性和实际操作性，下面作一展开介绍。

1．假设1：控制感作为主要的驱动力

Shapiro和Astin假设：人类的最大恐惧之一就是恐惧失去控制，最强的驱动力之一就是在生活中拥有控制感。因此跨越生活的诸多领域，个体行为和认知可被解释成并且就是他们为获得、保持和/或再建控制感的需求的一种表达。

第一个二级假设：存在所有个体，不管什么文化，都得处理的、跨越多个领域的，个人的、人际的和宇宙的，发展性的和生命周期的与控制有关的诸多问题。比如，婴儿为掌握自己身体所做的努力和一个老人对失去身体控制能力所做的努力，都可被理解为获得和保持一种在个体水平上的控制感的努力。为宇宙表面上的混乱制定规则的愿望、创造和发现意义，也可被理解成人类为获得控制感的基本需求表达。

第二个二级假设：当一个人的控制感在某一领域失去时，他可以通过以下一个或多个途径重建，如增加或减少控制的愿望，发展行为能力(为自我改变、改变环境或将控制的努力集中于另一领域)，改变认知评价/信念达到重新建构情境或转变影响。比如，当面对失去一个不可避免的、与老年相伴随的身体能力时，个体可以减少他们在此控制上的愿望，在其他领域发展自己的行为能力，对此能力赋予更低的认知价值，发展对他们所拥有东西的欣赏和满足。

这个假设和两个二级假设有如下四个主要成分：控制感(sense of control)、控制模式(modes of control)、控制能量(agency of control)、控制愿望(desire for control)。

1)控制感

大量的研究表明：认知的控制和实际的控制一样重要(Taylor，Brown，1988)。因而，Shapiro和Astin的理论使用“控制感”这个术语。美国国家的健康委员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把“控制感”看作是人们对如下两个相互关联方面的信念和体验：①能导致期望结果的行为执行能力；②环境对他们行为的反应性(NIH，1990)。以此作为一个起点，Shapiro和Astin把控制感定义为：一个人拥有控制的知觉，或者能够获得这种期望的控制的信念。控制问题跨越多个领域，当检查一个人的控制感，特别的领域也需要被考虑。研究文献已经强调作为控制的25个重要领域，如表2．3所列。

表2．3 与控制有关的重要研究领域

(续表)

2)控制模式

研究和临床经验提示：有两种主要的人们用于获得、保持或重建控制感的模式。一种能动的、改变模式；一种顺服的、接受模式。

大多数西方心理学关于控制的研究，集中在影响和改变环境的能动的、改变控制模式。(Shapiro，1982，1983；Thompson，1981)这一模式已被各种各样研究者参照为：主控模式(Wolpe，1969)、针对问题的工具性应付(Lazarus，1981)、第一层次的控制(Weisz，Rothbaum，Blackburn，1984)。这种自主的、决定性的、工具性“战斗精神”的模式，与另一种消极的、顺服控制模式正好相反——一种胆小的、被动的、无助的、无希望的、顺从的、宿命论的、逃避的涉及太少控制的应付风格(Anderson et al．，1994；Burger，Cooper，1979；Roth，Cohen，1986；Suls，Fletcher，1985)。

另一种控制模式，以对生活中的自己和环境顺服或接受取向为特征的模式，在西方心理学文献中作为第二层次获益，被用来接受那些不在我们能动的个人控制范围内的东西。一种内隐的偏误(如果不是外显的)即喜欢将能动改变作为优先选择的策略，可见于用于区分此种控制类型的各种术语中，例如：主控对应付(Goldfried，1973；Meichenbaum，1977)；工具性应付对姑息性应付(Lazarus，1981)，第一层次的控制对第二层次的控制(Weisz，Rothbaum，Blackburn，1984)，情境重构对补偿性的自我提高(Maddi，Kobasa，1984)。而且西方心理学的倾向能动改变的偏误，还可见于大多数控制评价量表和很多应付问卷中，这些工具没有区分积极的顺服(接受)和消极的顺服(被动或太少控制)(Feifel et al．，1987；Levy et al．，1985；Rotter，1966；Wallston，DeVellis，1978)。

然而，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已开始认识到，在西方心理学中把控制作为能动的和工具性的理解具有文化界限特点(Evans，Shapiro，1987)，并且拥有能动的工具性的控制并不总是积极的(Burger，1989；Evans，Shapiro，Lewis，1993；Thompon et al．，1988)。Shapiro和Astin的理论强调这种接受模式的重要性，把它作为能动变化策略的一种互补型的平衡以及治疗学的目标(Carver，Scheier，Weintraub，1989；Gray，Doan，1990；Linehan，1993；Shapiro，1978，1982，1985，1994；Weisz，Rothbaum，Blackburn，1984)。

Shapiro和Astin的理论认为，另有两种模式来获得控制感的努力具有消极的后果。一种是被称为消极的、自主的过度控制和一种被称为消极的、顺服的太少控制。所以，四种控制模式分在四个不同的象限(图2．1)。

图2．1 Shapiro和Astin的理论的四象限控制模式

为了便于理解，Shapiro和Astin用故事隐喻来说明两种积极的控制模式：自主的改变模式，普罗米修斯的改变方式；顺服的接受模式，老子的和谐方式。并用故事隐喻来说明两种方式的整合使用。

(1)自主的改变模式：普罗米修斯的改变方式。

积极自主的控制模式，Shapiro和Astin称之为普罗米修斯的改变方式(Shapiro，1998)，是以希腊神话为基础，描写人类从感到无助、失去控制、被动地接受他们的命运(第四象限)，到他们凭借一种自主控制模式，能动地寻求改变并且将他们的生活向一个积极的方向变化(第一象限)。

据说人类在地球之母盖亚(Gaia)制造出来之后，很像一个新出生的婴儿：无助的、无防卫的、任由命运摆布，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面对野兽、野生的地球、疾病和阻挡他们道路的大海。尽管这一切对其他人类是可以接受的，但普罗米修斯不愿意成为命运的被动牺牲品，于是他便接受挑战去改变这种境况：行使能动控制的愿望(步骤一)和权利(步骤二)，拥有对他的能力(步骤三)和技巧(步骤四)的信念，即用来统治其他物种和世界的能力和技巧——耕作、种植和收获土地，驯养动物作为人类福利的需要。

普罗米修斯还感到，火对帮助保护赤裸的和易受攻击的人类免受周围野兽的伤害是必要的。当众神拒绝给人类火种来强化他们的力量时，普罗米修斯就从宙斯的宝座偷走了这神圣的礼物。他的行为挑战了众神并给人类带来了神一般的力量。传说中普罗米修斯对他的成就并不谦虚或抑制(成功，步骤五)，而是充满喜悦地带着火种，飞也似的跑回人间。

这个神话压缩成一个西方文化的与控制有关的定义性传说。这个由普罗米修斯象征性体现的原型性的控制模式，可见于我们人类去理解、调整、改变这个世界，希求它变得完美来更好地满足和适应我们的需求的寻求过程中。我们学习自己做，而不是期望别人会为我们做。我们学习自己供给自己，为我们的远景和梦想而奋斗并证明它。我们成为主人，自己塑造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仅仅成为命运被动的牺牲品。

(2)顺服的接受模式：老子的和谐方式。

有时能动的控制可能会成为问题。在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试图变得像神一样的自大付出了代价：他受到了惩罚，被绑在岩石上，而鹰来吃他的肝脏。这喻示了一些与获得这种控制和主宰相联系的消极方面(如第三象限，过度控制)，或仅仅用能动主宰会是不合适或不成功的。

很多人的生活在很多方面是不在他们能动控制之下的，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失去和应激源：身体的老化和衰退、所爱的人的去世、经济问题以及“日常麻烦”(如交通堵塞和排队)。

这种顺服的、接受的、放下的、屈服的获得控制感的模式，并不反映无助的顺服和宿命论的放弃，而是一种有意识地承认放下的积极控制或改变的努力。

据说柔术源于古代中国的一个寒冷冬天，当时有几个人正在观察大雪飘落在宽广田野中间的两棵树上。那棵较大的树，当雪在它的枝上累积时，它稳固和顽强地挺立着，最后积聚的雪变得如此之重，以至于树枝不再能承受雪的重量，被折断了。那棵较小的树，雪也在它的枝上积聚，但是树枝足够柔软能弯向地面，将雪抛落，然后回到它们原来的状态。因此，这些较小更加柔韧的树枝度过了整个冬天，这棵顺服的树也存活了下来。所以，道家的“无为”原则，顺服和柔顺作为力量的一种手段随之被认识。

这种积极的顺服模式，可当作自主改变策略的一种平衡，通过强调它来发现对顺其自然的满足以及和平感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模式，学会放下事情，让自己的愿望总是处于控制之中(步骤一)；不再感到我们的权利总是有使用的地方(步骤二)；认识到顺服的模式可能是有效的，并且也是我们能学会的(步骤三)；老子的和谐方式教会我们那些可以学会的技巧(步骤四)；成功(步骤五)是通过谦卑(与对某人能力和成就的自主、自傲、自大相反)、放下包袱(总是对的)和期望(现实会符合某人的愿望)，并且愿意屈服，去适应生活和他人并与之相协调，而获得一种平和与幸福。

当然，Shapiro和Astin指出这一顺服模式或路径决不单单是东方哲学思想的产物，比如，希腊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1956)在指南(Enchiridion)中写道：“不要寻求事情应该按你希望的发生，只要希望事情原本怎样就怎样发生，并且你将拥有一个生活的宁静之流。”

(3)两种模式的整合。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寻求知识的人，背着一个很重的包袱，走在喜马拉雅山上，他碰到佛祖(佛祖伪装成一个穷困的农民)。这个寻求知识的人向佛祖问候，并说他已经寻求开悟很多年了，现在正处于挫折和疲惫之中，想知道这个贫困的农民是否有一些建议。

“放下你的包袱。”佛祖建议道。

这个寻求知识的人扔下他的包袱，并且就在那一刻得到了开悟，他认识到相信宇宙、放下包袱的本质需要。由此，他认识了佛祖。小憩了一会儿之后，这个刚刚开悟的人问：“现在我做什么呢？”佛祖回答道：“背起你的包袱继续你的旅程。”

这两种积极的模式可能被设计成对手，但它们也可以相互促进。有时它们一前一后来帮助我们实现目标；有时它们互相作为对方的一个平衡力量；有时它们被混合在一起，就像水龙头中的热水和冷水。

3)控制能量

能量(agency)^[1]是指人们获得控制感的来源(例如自我和/或他人)。已有文献记载，一个人的控制感，可以从一个或多个没有相互作用的执行主体获得(Levenson，1974；Viney，1974；Wallston et al．，1978)。它可以来自自我，控制自我和自我控制(自我作为主体和对象，Shapiro，1994b；Thoresen，Mahoney，1974)，控制他人和环境(自我作为主体，环境作为对象；Adler，1964；McClelland，1975；Shapiro，Zifferblatt，1976b；White，1959)。(www.xing528.com)

当个体拥有或相信他拥有对环境和自己的控制时，可以导致积极的效果。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增加对环境的控制选择权具有积极的效果。而且个体可通过相信其他人处于控制之中而获得积极的控制感(Campbell，1964，1972；Frank，1977；Kass et al．，1991；Kleinman，1987；Shapiro，1989a，b；Taylor，Lichtman，Wood，1984；Wallston et al．，1978)。例如，Taylor(1983)研究，一组癌症病人，即使他们自己不能掌控病情，但可通过相信医生，一个充满力量的仁慈的他人能够掌握病情，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尽管不是常常外显出来，大多数西方医学治疗学、心理治疗学和科学心理学的模式是以这样一个信念体系为基础的，即把宇宙看作对人类需求漠不关心和没有本质意义和目的(Ellis，1984；Lerner，1975；May，Yalom，1980)。然而，对很多人而言，相信宇宙是一个公正的、有目的的、被一个充满力量和仁慈的他人所控制，对身体和心理健康会产生积极影响(Bergin，1991；Cameron et al．，1987；Kass et al．，1991；Kleinman，1980，1987；McIntosh，Spilka，1990；Shapiro，1989a；Weisz，Rothbaum，Blackburn，1984；Wikan，1989)。

4)控制愿望

控制的另一个维度，可以表述为指向获得、保持和再建控制的“控制动机矢量”。人类对控制的需求是所有人类心灵中活动、行为和思想背后的主要驱动力量，人类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恐惧失去控制(Brehm，1966；Drets，Swets，1988；Seligman，1975)，最强的需求之一就是拥有和处于控制之中(Bandura，1977，1989a，b；Burger，Cooper，1979；DeCharms，1968；Deci，1985；Rodin，1986；Rothbaum，Weisz，1989；Shapiro，1998；White，1959)。

在第一代测量控制的努力下，像罗特的内外控制点量表(1966)，Wallston的健康控制点量表(1978)都没有提供控制外在环境的愿望和努力的变量。然而，研究已经表明这一控制愿望变量和罗特的控制点是完全不同的(Berger，1985；Burger，Cooper，1979)。除了对外在环境的控制愿望之外，还有自己的选择、思想和情绪控制愿望(例如自我决定，Deci，Ryan，1985；Lefcourt，1973)。控制作为动机变量已经以如下的术语被研究，如控制的过度需求(Glass，1977)和反作用，人们对自由和控制认知的和实际的失去如何做反应(Brehm，1966，1981)。

2．假设2：更高水平和更低水平的控制

Shapiro和Astin的第二个假设：有更高水平和更低水平的控制愿望、目标和策略。有三个二级假设：①拥有太少的控制就是次理想的水平；②正常或者典型的控制策略可以有消极的或问题性的特点；③理想的控制策略应该包括什么内容。见表2．4。

表2．4 从次理想水平到理想水平

(续表)

1)次理想控制

如控制感没有建立，将会有消极的精神和身体健康后果。大量的文献已记载了因拥有太少控制并感到无助和无力而产生的消极健康后果(第四象限，消极的顺服控制模式)。当个人变量(如控制愿望、消极的自我效能认知和行为能力)和环境变量(如控制机会)不匹配时，就会出现次理想控制。

次理想控制的影响包括患病率和死亡率增加(Syme，1991)，更大的心血管风险和反应(Bugental et al．，1993)，破损的免疫功能(Sieber et al．，1992)，较差的心理健康，以及对生活事件和环境比较低效的心理应付(Taylor，Brown，1988)。从Menninger et al．(1963)到Seligman(1975)，再到Frank(1982)的理论家已经认为，较差的心理健康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在他们的生活中感到缺乏控制的结果。

2)正常控制策略

尽管正常的控制策略比次理想控制要更加积极，但用来获得并保持控制感的正常控制策略也可能有消极的后果。与拥有控制感相联系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好处，已在研究和临床文献中有很好的阐明。然而，Shapiro和Astin认为，西方心理学已经倾向于忽略正常控制策略和努力的潜在消极影响。比如，尽管所谓的正常和健康的个人例行性地运用应付策略，诸如为失败创造额外的贡献以便重新获得控制感(Seligman，1991)，但这些策略可能会导致对责任的否认，在充分自我评估和产生需要的变化方面遭遇失败。同样，拥有关于一个人行使控制能力的“积极错觉”——尽管可适应于某些情境，但可能导致不现实的乐观主义和对自己和环境正在发生什么的否认。当环境变量和个人变量不匹配时，正常的控制愿望和策略可能变成次理想控制水平。当控制的愿望变得过分，或者不适当地在一个没有环境支持(如一个不可控制的结果)的情境中指导时，就会出现不匹配。在这种时刻，正常的控制策略——非常典型地将西方心理学的思想和实践概念化为能动的、自主的、工具性的控制——可变成消极的过度控制(第三象限，消极的、自主的模式)。

3)追求理想的控制

Shapiro和Astin的理论尝试超越传统的控制和心理健康概念，设置了他们称为理想的控制策略。在最简单的水平上，理想的控制包括适当地将控制的愿望、目标和策略与情境相匹配。Shapiro和Astin的理论提出，理想的控制策略包括：①自主控制模式和顺服控制模式的平衡和灵活运用；②一种既从自我又从他人获得控制感的能力；③对控制愿望变得过分或不合时宜的觉知；④不再依靠现实扭曲防御和归因来获得控制感的能力；⑤引导控制努力不仅仅朝向增进个人的幸福，而且朝向提高他人和整个世界的健康和幸福。

3．假设3：控制和个体差异

Shapiro和Astin理论的第三个假设：就人们控制的愿望和获得控制感的手段来说，存在个体差异。这种个体差异是以多种影响为基础的。他们的第一个二级假设认为，任何一个综合性的控制理论必须考虑生物心理社会因素(Biopsychosocial factors)(比如文化－环境的、生物－遗传的、心理的)以及它们的多方向交互作用。第二个二级假设认为，在控制策略上的个体差异受发展性的生命周期和性别社会化因素的影响。最后，第三个二级假设声称，尽管在控制上有生物的、遗传的影响，但人类的意志和意识、价值观和信念可成为影响生物学和环境的偶然决定物。

1)生物心理社会影响

第一个二级假设：生物遗传、心理、社会文化(也就是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影响人们的控制愿望、控制能力以及获得控制所需要的手段。在健康心理学和行为医学领域，生物心理社会的模式(Engel，1977；Schwartz，1982；Shapiro et al．，1996)已被建议来解释健康和疾病的多因素性质。这个模式强调在决定各种健康结果中生物因素、心理、社会文化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

尽管复杂的人类行为和个性因素的遗传病因学仍处于争论之中(Baumrind，1993；Jackson，1993；mann，1994)，在行为遗传学领域的研究提示，人们能够行使自我控制的行为或者知觉自己处在控制之中的程度，可能部分地由遗传的因素所决定。比如，双生子研究(Miller，Rose，1982)提示对控制点个性特质的遗传贡献。此外，研究提示对那些假定含有个人控制的健康行为，如吸烟、酒精使用，可有显著的遗传成分(Rose，1995)。

Averill(1973)认为，人们执行控制的愿望和对外在环境的掌控是生物性的适应：“一种不能寻找相关信息并努力对潜在的有害事件执行控制的动物(特别是人类祖先的非未进化的灵长类动物)，很可能不能存活下来对物种进化作出贡献。而且，研究者已经提示在很多动物物种中被观察到的社会统治现象，可能和人类执行控制和社会性的统治他人的愿望之间有一种遗传的联系。”(Fiske，1993；Koolhaas，Bohus，1989)

然而，在行为遗传学领域，学者们认识到，在包含控制的复杂人类行为和个性因素中显著数量的变异，不能单单通过遗传的或生物的因素得到解释(Plomin et al．，1994)。Shapiro和Astin认为，尽管遗传因素是人类行为和控制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但这些因素总是持续不断地与环境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如上所述，就文化的控制取向而言，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我们发现在美国文化中有谚语“作响的轮子可得油”，强调自主的控制模式。在日本则发现有“出头的钉子挨锤子”之类的谚语，强调的重点是文化的和谐和顺从(Weisz et al．，1984)。

而且，正如Sperry(1988)和Bandura(1978)所写：“人类意识可以并且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偶然因素(也就是说它不单单由生物学或文化/环境所决定)，像人类行使自由选择和意志的能力的一些因素，也是影响控制和自我控制的动力性交互作用的一部分。”

2)控制中的发展和性别因素

第二个二级假设：在如何执行控制以及控制到什么程度上存在差异，依赖于一个人的特定发展阶段和一个人的性别。这里简要地回顾一下影响控制的主要发展性因素，以及与性别有关的问题。

从Kegan(1982)到Wilber(1995)的理论家已经认为，贯穿人类成长和发展的各个阶段，显现出两个主要的趋向，一个趋向自律(autonomy)，另一个趋向包容(inclusion)。这两个趋向以各种名字出现：分化对整合，自主对交流，独立对依赖。建立在Piaget(1952)和Kohlberg(1981)工作的基础上，Kegan(1982)提出，尽管健康发展通常包括这两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的平衡和结合，但可以发现不同的发展阶段趋向于偏好独立或者包容。比如，学前儿童(皮亚杰“前运算期”)的自我感是和外在的感官知觉紧密联系或绑在一起(包容/依赖的偏好)，而学龄“具体运算时期”儿童强调的是他或她自我满足和萌芽的自律(Kegan，1982)。同样，Kegan把青少年通过他人发现同一性的重点(他的人际阶段)和年轻成人独立、自我调节的重点(他所谓的“制度自我”，Kegan，1982)相对照。

这两种运动使得自我作为控制源头或主体(代表自律、分化)与他人作为控制的主体(代表包容、整合)相互平行，这两种发展的主题和趋势——自律和包容——也与我们的自主和顺服模式相平行。可以说年幼的学前儿童趋向于依赖他人能量来获得控制感，而学龄儿童的发展性任务的中心在于学会积极自主的技巧和通过自我努力来获得控制感。

在控制如何被实现和表达上的差异也可见于成人发展。例如，Shapiro和Astin的研究(Shapiro et al．，1995)表明，较年长的人(和中年以及年轻的成人相比较)非常明显地更愿意用从他人那里获得的控制感，作为控制源来弥补自我。此外，在这项研究中，年长的人显现出对控制有关的问题更多采用接受的路径倾向，这一点与Heckhausen和Schulz(1995)的研究发现相平行。他们研究发现，随着人们年龄越来越老，他们典型地增加“第二层次控制策略”(努力去适应这个世界、顺其自然)的使用，作为第一层次控制努力(努力根据某人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去改变世界)的补充或者与它联合。

Shapiro和Astin认为，尽管他们的整合理论强调控制获得的多种模式以及多种源头之间的平衡的重要性，但对发展性的问题以及对控制获得和表达方式的潜在影响的敏感性是重要的。这一二级假设强调考虑与年龄有关的差异的重要性，即关于在发展性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控制是如何实现的差异。因为在每一个特定阶段，人们需要专注于学习不同的与控制有关的技巧和策略。

一些理论家也已经声称就这两种发展性取向存在基本的性别差异，女性以偏好一种关系的、包容的、联合的取向为特征，而男性则倾向于自律的、独立的和分化的趋向(Bem，1977；Wilber，1995；Broverman et al．，1970；Giligan，1982；Spence et al．，1979)。这些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化的作用，或是生物因素(如荷尔蒙)的作用，或是进化的基础作用，继续在文献中被争论着(Wilber，1995)。

就控制的主题而言，人们观察到，女性更倾向于依赖或者利用他人的支持来获得控制感，而男性则偏好依靠自我努力来获得控制感(Gilligan，1982，Shapiro，Shapiro，1984)。不过，就像迄今已描述的控制模式一样，既不是自我作为控制主体，也不是他人作为控制主体，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更好或更健康的获得控制感的手段，它们两个都是有价值的方法，但也都可能变得过分或者病态，特别是当它们二者之间没有取得互相平衡的时候。

总之，这个二级假设强调，与控制有关的愿望和选择，都发生在发展的和社会的情境中，因而能被一些因素所影响，如性别社会化，以性为基础的生物因素、荷尔蒙的差异，人们要面临特殊发展性任务。

3)控制：反射或意识选择

第三个二级假设：尽管有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影响行为，人类可以通过注意训练和价值澄清，学会既通过自我控制又通过环境控制来作出选择。

先前的理论倾向，宣称人类行为不是被生物学/遗传学所控制，就是被环境的力量所控制。生物学的立场反映在当今用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的因素来理解精神－情绪的功能的强调中，这一立场实质性认为人们个人性的控制认知和情绪的能力基本上是有限的。根据这个观点，人们被遗传性地束缚于以特定方式作出行为、展示特定的性格特质以及拥有特别的气质。

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可以以激进行为主义者——Skinner(1953，1971)的工作为例证，该观点认为行为最终是由环境因素(如情景线索、强化)来控制。虽然因不同的理由，但这一观点类似地假定了一个人类拥有有限行使自由选择和控制能力的模型。

前面第一个二级假设，生物－心理－社会理论认为人类行使控制的能力显著地受遗传/环境因素影响。人们很多与控制有关的愿望、选择和行动是反射性的，这种反射性，是有生物学基础的、习惯化和自动化的以及由文化决定的。而且，尽管人们或许相信他们有选择的自由，但事实上这常常是一个错觉，因为人们不能承认这些生物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然而，Shapiro和Astin的理论假定一个更高的控制水平是可能的，在这个更高水平的控制中，人们从某种意义上将其升高到在这些生物遗传、环境和社会文化力量的影响力之上，或者至少是认识到它们，并开始更自觉地作出控制选择。

比如，某人批评我们，我们通常会有生气反应，这是一种本能反应。然而，Shapiro和Astin的理论假定不管这种生物本能和趋势，人类有发展伦理原则和价值观、道德推理、有意识选择并预先计划好关于他们在何时以怎样的行动来表达他们自己独一无二的能力。靠这些能力，我们能发展和实践更高水平的关于与控制有关的目标、愿望和策略，并作出有意识选择。

4．Shapiro和Astin理论的优势

Shapiro和Astin认为，一个统一的、整合的理论，会假定一个单一和主要的原因来解释很大范围内看似不同的行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努力是源远流长的科学传统的一部分，他们追求理论的简洁性，以实现科学的三个目标：解释、预测、控制或改变。每一个目标都被看作是一个更高水平和更艰难的任务。更好、更综合的理论则能提供关于一大领域更准确的信息，解决那些看似矛盾的东西，并提供以前没有的简洁性。

1)解决了矛盾

西方心理学主要强调通过一种自主的改变模式来获得控制感(Seligman，1975；White，1959)。东方心理学论述通过放下的能动控制来获得控制感——我们的积极顺服控制模式(Kabat－Zinn，1990；Lao－Tzu，1936；Linehan，1993)。尽管能动的改变控制模式和放下的能动控制模式似乎是相对的，但Shapiro和Astin的理论揭示了二者是如何都能成为获得控制感的模式的。而且Shapiro和Astin承认自我效能的重要性(Bandura，1977，1989)，但也注意到其他效能(如相信一个充满力量的仁慈的他人)也可以提供控制感(Kass，1991)。

Shapiro和Astin的理论认为控制感的需求是重要的，但并不将它本身限于控制动机矢量的一种类型。因而Shapiro和Astin的理论包含一种作为控制努力推动力的控制外在环境的驱动力(White，1959)，和一种作为驱动力量追求个人卓越的驱动力(Adler，1964)。Shapiro和Astin的理论还认识到把死亡当作失去控制，进而导致寻求宇宙意义作为获得控制感的一种方法的愿望的重要性(Becker，1973)。无论如何，Shapiro和Astin的理论还承认人们可能被减少能动控制的、即想要在他们的生活中用较少的能动控制以达到获得控制感的愿望所驱动(Evans，Shapiro，Lewis，1993；Kabat－Zinn，1990)。

2)整合了其他的理论

表2．5列举了几种比较重要的与控制有关的结构、理论或模型，并简要介绍了Shapiro和Astin的理论是如何弥补先前控制模型的不足或缺点的。

表2．5 Shapiro和Astin理论的整合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