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自我控制研究：精神分析理论及第一势力

精神分析一般被认为是心理学的“第一势力”。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提出了一种以生物学为基础的观点，声称个体被“不知道的和不可控制的力量”，即一种强有力的无意识本我所统治。这些力量包括一些追求最大快乐和满足的本能愿望，以及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天生攻击性。正如弗洛伊德(1961)所写：“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只有在没有任何其他事情是如此强烈地与人类原始本性相违背的事实下，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

弗洛伊德(1961)认为，自我的功能在于学会给强有力追求快乐和好攻击性的本我冲动以更多的控制，即“本我过去在哪里，自我即应在哪里”。然而，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弗洛伊德感到我们就追求有效改变而言是相当无助的，并且对个人控制的可能性也是悲观的，他认为自我注定“永远是在本我野马背上的骑手”。比如，当弗洛伊德(1959b)仅在几周后就结束多拉病例时，他说心理治疗影响的局限之一是病人的意志和理解力。

弗洛伊德提出了由“本我—自我—超我”构成的人格结构论，以自我力量的日益强大来解说儿童自我控制的发展，指出自我的任务就是依据现实原则，对追求享乐的本能冲动予以控制和调节。现实原则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个体自己，它要求延迟满足、减少满足的机会以及为将来的快乐而忍受眼前的痛苦。而超我的出现更是增进了儿童对诱惑的抵制，父母的价值观或超我的内化是社会道德的代言人，为儿童提供行为的标准并予以监督，它使得自我更能控制儿童的举止和道德行为，并成为重要社会传统和价值观得以传递的有力工具。

精神分析没有停留在经典的本我心理学(Greenson，1968；Rosenblatt，Thickstein，1977)。新精神分析继续从几个不同方面来考察控制的角色(halay，1958，1959)。哈特曼(Hartmann)、克瑞斯(Kris)和罗文斯丁(Lowenstine)(1949)讨论了自我的冲突——自由范围的思想，即一个以自我为基础的几种分析路径的前提。哈特曼(1964)谈到自律的自我，以一种确定性的方式发展，而后变得相对独立并且能够调节，进而对本能行使更大的独立控制和征服。

Rank(1950)尝试发展一种源于尼采的意志心理学，Farber(1966)探索了他所谓的两种形式的意志(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并且对一些个人进行一种意志训练的教学，来帮助他们获得对自己生活的更大程度的控制。一些客体关系理论家，像Klein(1932)和Mahler(1968)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如何区分他们的环境并且学会既对他们自己的情绪又对环境获得控制。(www.xing528.com)

Adler(1964)尝试超越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层次，将追求卓越的意志作为一个主要驱动力，认为我们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受一种克服我们的控制缺乏的需求所驱动，这种控制缺乏滋生于基本的自卑感觉。为了解决这些自卑感觉，他建议我们每一个人创建一种旨在“理解、预测和控制生活和自我”的生活风格。

仍然在精神分析传统中，Hendrick(1943)提及一种天生的控制愿望，赞成一种“掌控的本能”。Angyal(1941)说，人类的“趋于自我决定的个性倾向……一种抵抗外在影响，并将外在物理和社会环境的力量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影响范围的倾向”。这些理论可以被看作White(1959)富有影响工作，即把能力(如个人对外在环境的控制和征服)当作一种驱动力的概念的一些前提。

Menninger(1963)和他的同事们在20世纪60年代尝试提出一个控制的统一理论，主要集中在异常心理学，Menninger认为，精神疾患是错乱和缺乏控制的功能表现。这种控制的缺乏既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原因，并且控制程度越低，精神疾患就越重。如果过分简单化，对精神疾患只设置一个单一的原因，那么Menninger的理论是被统一了。因而，从轻微的焦虑到严重的精神分裂的诊断，就反映了缺乏控制程度的变化。为重获正常状态，或许通过设计旨在恢复病人控制的精神分析治疗就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