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川（会泽）自古以来是“东爨之地”。在彝族土司统治之下，声教难施，社会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彝族在早期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教育始终处于“言传身教”的阶段，土司家族都自称“但有刀剑无诗书”，就连土司府的主簿[1]，都是到外地去请汉族读书人来担任。
据史料记载，元朝云南“平章政事”[2]赛典赤在滇兴学，首建孔庙、创庙学，“购经史，授学田”，传播汉文化，云南兴学亦从此开始。云南开始设学，但先后不一，却均在土司制建立之后。可是，东川（会泽）境内却未建学。明代在当地建立土司制后，开始执行的是民族歧视政策，虽规定土民可应试，但又不准土民滥入。
直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才准云贵土司应袭子弟受训。“崇儒重道”儒学科举制推行之时，则是在清代改土结束土司制之后，朝廷官吏、士绅富户大力提倡办学，有才华、有学识的外籍官员到任会泽，创办了儒学、义学与书院，朝廷官吏一面劝民耕织，一面推行“崇儒重道”教育，东川的教育才兴盛起来，形成彝族崇尚汉文化的传统，教育落后的面貌才得以改变。
清代的学校有两种，国学和府州县学，国学是中央一级的学校，府州县学是地方学校，称郡县学，也称儒学。
康熙五十九年（1720），四川总督兼巡抚年羮尧上奏——《请设学疏》，他请求康熙皇帝设立文庙学舍，以便兴行教化，以隆文治，以育人才。东川虽在边壤蛮乡，已是改流之地，应习诗书礼乐。这个奏章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建盖府学所需资金由东川知府任俊昉动员东川官民捐资解决，而文庙每年春秋两季的祭祀活动费用则由各府一体支付，府学教授暂由知府任俊昉担任。由此，特别重视文化教育的东川知府兼教授任俊昉成为了东川教育界的先驱。
于是，在府城南门外创办“东川府学”——文庙，这是东川最早的学校，文庙占地73亩，康熙六十年（1721）动工兴建，知府任俊昉在府治南门外（今会泽一中）始建崇圣祠，随后，由代理知府王廷钰续建而成，开东川办学之先河，“诚开一郡之聋聩，悬幽谷之日月。”完成了大成殿、东西两庑及大成门等工程，招收文武学童15名，雍正元年（1723），在崇圣寺的东南面建了学署。雍正四年（1726），黄士杰由马龙知州升任东川知府，落实了府学教授的待遇，府学教授由从九品提到了正七品，年薪白银由31.52两提到了45两，与知县同等。乾隆年间，应试童生渐多，东川乃设廪生、增生8名，继增至20名，当朝曾先后颁御书“万世师表”和“生民未有”匾额于书院学宫，设祭器、舞器10余种，钦定春秋乐章及“六舞图”，宣讲案讲《圣谕十六条》《卧碑》《圣谕士子文》等和“大清律”所定的学习科目，如书院条规、孝经、尔雅、诗、书、礼、易等，以培养人才，儒学科举之风兴盛起来。
利用文庙进行讲学，但文庙这种类型的学校，招收名额少，要经过考试才能录取，大部分适龄儿童被拒之门外。于是为了解决读书难的问题，一些地方官员也在各地兴办了义学，义学是清代普及义务教育的一种私塾。雍正五年（1727），黄士杰在忠孝祠两厢捐资修建了义学10间，设立了东川府第一所义学。他认为，东川改土归流不久，夷民鲜知礼义，首要任务是倡建义学，邀请有名望的老师，进行教授，使夷汉有志读书的各族子弟，都去接收教育，学习修业。
据不完全统计，会泽前后兴办了15所义学，其中雍正年间官办8所，乡里创建2所，土绅富户捐资兴办5所。雍正年间为兴办时期，官员也比较重视义学。
但是没有固定的办学经费，义学不能够坚持下去。雍正六年（1728），黄士杰捐银150两，买入今田坝车乌村田地377亩，收取作为义学的办学经费；又将土目禄世雄妻子送入归公的92亩上等田地，划归民间捐资开办的施家义学。清代的义学，主要经费来源是从学田中获取地租，用地租来作为教师的俸禄和学生补助。学田是指办学校所用的田地，是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支柱，设学田赡学的制度始创于宋代，此后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最后一站——清朝。东川府知府黄士杰在《捐设义学田碑记》认为，捐设学田的目的就是为了兴义学，只要有义学，必置学田，以资膏火（照明用的油火，比喻夜间工作的费用，多指求学的费用）。每年收租纳粮、承办学务，交由府学教授经管，如遇升迁，不得侵蚀、亏空。东川几乎每所义学、书院都备有学田，这些学田多为官绅捐置，尤其以知府黄士杰捐置的学田最多，尽管黄士杰在东川任职时间不长，进出前后不满3年，反映了东川府对学校教育的重视。(www.xing528.com)
除了义学，清代会泽有3座书院，西林书院、月谭书院和金钟书院。所谓书院，是用来藏书和讲学的地方，一般选风景名胜为院址，多数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崔乃镛在《西林书院记》中明确指出，办学目的在于“日遵教化而革其故习，以志传薪火于东川”。办书院的目的就是要让“君子知教，小人知学”。书院学无年限，以考取科举为结业，学习期间有伙食津贴。
雍正九年（1731），崔乃镛就任东川知府，次年开设了西林书院.崔乃镛在《西林碑记中》指出，“西林”取自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姓氏“西林觉罗”。并捐银15两修铺面5间，把每年27两的租金，捐给书院；又购置碧谷坝和以礼学田，收租135两，统统划给西林书院，又捐银为购置了必备的19种图书。乾隆十八年（1753），义宁刚到知府任上，看到建于东门外的西林书院低洼狭小，居于闹市，不是理想的学习场所。恰好前任知府夏昌的住宅求售，庭院宽阔，环境清幽，于是义宁捐银400两买下，修葺后将生员迁入，更名“日新书院”，使书院的办学环境大大改善，之后又将义通河的两盘水碾房划给书院作财产，年收租135两，作为书院的发展经费。乾隆二十二年（1757）地方绅民为记载知府义宁在会泽办学、兴水利有功绩而建盖“义太宁祠，义宁应请题匾，改祠为“金钟书院”，并划公产地10亩作为书院基金。
为了办好儒学、义学和书院，需要聘请饱学之士、素有声望的学者来教学，教授在古代是学官名，府州县也设教授，掌管学校课试等事，位居提督学事司之下。东川府属学校先后任命了25个教授，这些教授有的是进士，有的是举人，大多是学有专长的外籍人。其中不乏学富五车的知府官员，才华横溢的诗人学者。如云南澄江的段琦，进士，为东川西林书院主讲，精通经史，富有文采，讲授课文时滔滔不绝，毫无倦容，学生赞不绝口。如三任会泽知县的陕西定襄县进士郭安龄，在东川9年的时间，一边做官一边教书；如东川知府崔乃镛还经常到学校为学生讲解经文，对学生出现的错误反复一一纠正，像一位地道的私塾先生。
私塾是启蒙教育的主要形式。清末，私塾也大为发展，私塾由原来的26所增至78所，除少数富户延师在家教诲子弟外，多为清贫之士设馆授徒，收取学费。道光末年也有全村共同请师办学的，其生活待遇由学童家庭分摊，学无年限，以《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弟子规》《千字文》等为内容，进行启蒙教育。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东川府邑人黄毓英自费赴日本留学，次年，相继以官费选派刘盛堂、唐继尧、张璞、倪鄂、刘震东、李琪、钟琪等人到日本留学，并逐步开办学堂，至宣统三年（1911）共有含高、初两级的小学堂4所、初等小学堂9所。在13所小学堂中，有女子小学堂1所，有私立小学堂2所。此时，高、初小学学堂均设修身、读经讲经、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图画、手工、乐歌、体操科目，只是高等小学堂增设农商知识课。民国元年（1912）实行县制，学堂改为学校，取缔儒家诗书。
自雍正以后到民国初年的180多年的时间里，总共为会泽培养了326名举人，其中文科进士6名，举人70名，副榜8名，拔贡16名，岁贡65名；武科进士11名，举人132名。不少人登科及第，还培养出了一门三进士的会泽籍俊才，涌现出了一大批诗人和书画人物，建立了会泽本土的文学组织，大量诗歌纷纷问世，并流传至今。
文庙内的“忠孝廉节”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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