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泰（1677～1745）字西林，号毅庵。满洲镶蓝旗人。与田文镜、李卫为雍正帝最宠信的三个封疆大吏。鄂尔泰出任江苏布政使时，因政绩卓著，被雍正誉为“天下第一布政”。
鄂尔泰20岁就因世袭，到皇宫做侍卫。一直默默无闻。康熙五十五年（1716）的一天，皇帝读了其诗文，很是欣赏。命他从此以后不须带刀做侍卫了，改成文员。不久，被任命为内务府慎刑司员外郎。掌管审拟上三旗的刑狱案件。因执法严格，有过必惩，有善必显，受到朝野好评。当时还未立储的雍亲王胤祯托他帮忙，他以皇子应毓德春华[6]，不可结交外臣为理由，婉言谢绝。直到40岁，他发出了“人生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也可知”的无奈感叹。
雍正元年（1723），胤祯做了皇帝，首先就召见了鄂尔泰，对他大加称赞，当年一个小小的郎官，竟能拒绝皇子的请求。若用为大臣，必能刚正无私。雍正派他做云南乡试副考官，乡试未结束，又授为江苏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迁广西巡抚，后调云南巡抚治总督事，累官云、贵、广西三省总督。雍正临终时任命为顾命大臣。
会泽自西汉设县开始，历代中央王朝均采取以夷治夷的“羁縻之治”，通过彝族的奴隶主、部落首领“土官”来进行统治。这种政治制度，一直沿袭了2000多年。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东川的彝族统治者禄氏一族为争夺土府继承权，互相残杀，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主动献土，要求清政府派遣流官治理，这就是会泽历史上有名的“献土设流”，也可以说是第一次改土归流。这次改土归流是不彻底的，会泽土司势力仍然十分强大，清政府派往会泽的流官“长寓省城”，不敢进入，实权仍操于禄氏一族，雍正继承了康熙时的“改土归流”的政策。
雍正三年（1725），鄂尔泰任云南巡抚兼总督，上任后，认为东川离成都有二千余里，鞭长莫及。东川离昆明只有400里，为便于管理，奏请东川由四川改划云南。这时，乌蒙（昭通）、芒部（镇雄）等地的土司，利用两省接壤的地理条件，互相勾结，称霸一方，公开抗拒清王朝。乌蒙等地的土司相继叛乱，云贵总督鄂尔泰开始还采用“议抚”的办法，没有收到效果，他认识到土司制度的弊病和危害甚大，废除土司制度是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边防的根本大计，于是上书雍正，提出：“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7]，奏议送达朝廷时，一些文武官员“为之失色”，而雍正大为支持，认为“多一次变动，加一次平定”，雍正大加赞赏：“此奇臣，天赐朕也。”[8]同时把东川、乌蒙、镇雄三处地方划归云南省，提升鄂尔泰为广西、云南、贵州总督，便于行事。于是自1726年—1731年，一场在西南数省的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便全面展开了。
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对乌蒙、东川、芒部三处联合反抗的土司，分化瓦解，10天之内就平定了3个土府，乌蒙、东川设府，芒部设州，委派流官，并在乌蒙镇驻兵（总兵刘启元）。把投降的土司禄鼎坤等三人分别安置在河南和江西。(www.xing528.com)
但是，改土归流在经济上取消奴隶制和农奴制，在政治上废除土司和世袭制，必然会遭到土司的强烈反抗。雍正八年（1730），禄鼎坤的儿子禄万福暗中纠集禄姓大小头目，以总兵刘启元贪虐为口实，煽动土司叛乱。勾结凉山一带土司，串联巧家、镇雄、威宁、寻甸的土司头人，杀死总兵刘起元，云、贵、川三省接壤处的土司群起响应，东川土目起而应之。杀伤官兵，抢劫粮运，折毁桥梁，断绝行路，蛊惑人心。鄂尔泰调动官兵一万余人，分从东川、乌蒙、镇雄三路进行剿灭，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乌蒙土司的叛乱，经过20天才得以平定，仅东川一路，“烧毁13寨，斩获甚众，斩杀无数”；乌蒙一路“击败数万，连踏营80余座”。
针对战乱带来的破坏，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促进了东川经济的发展。招民垦种，“给予田地、耕牛、谷种，俾得各安其业。”雍正十年（1732），开垦蔓海（金钟海坝），招民承垦，并免去两年额赋，开采东川铜矿。雍正十一年（1733），设东川府学。乾隆初年，会泽已是“民夷商贾，四方辐辏，食货浩穰”的盛世了。
东川经过改流后，“进行屯田，每年收两万余石；”矿业也有所发展，“矿产税年收万金。”在交通方面，“开通滇、黔路800余里”，在边境地方，“设营安汛”，巩固国防。
纵观鄂尔泰一生，最有作为的事情莫过于改土归流。为官期间，曾到东川考察，会泽土司的一举一动无不牵动着他和雍正皇帝的神经。他是改土归流的支持者、推行者。
清代进步思想家魏源评论鄂尔泰：“鄂尔泰……功在西南，至今百年享其利。”认为这次改土归流“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一时之创夷，百世之恬熙。”[9]
鄂尔泰因推行“改土归流”有功，被选拔到北京，出任首辅，首席军机大臣。鄂尔泰一生认真办事，谨慎为官，深得康雍两朝天子的信任。他曾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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