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随开凿金沙江水道的壮举

金沙江为长江上游，上起青海玉树，下至四川宜宾，首尾衔接通天河与川江，全长2308公里。

自明代以来，一些有识之士，把开发金沙江水道的重要性与加强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联系起来，纷纷上疏备陈开江之利。首倡其说者是明正统靖远伯王骥，但皆因或会地方多事，或阻于群言，或拙于经费，以致畏难中止，不获举行。但这些努力为清乾隆年间开发整治金沙江下游水道奠定了思想基础。

乾隆初，力主开发金沙江并促成其事者首推军机大臣鄂尔泰。乾隆二年（1737），已升任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鄂尔泰“面奉谕旨，询问云南水利”时，向乾隆提出开修金沙江支流与干流，以通川省产米之区的建议。乾隆即令云南总督尹继善筹划，以期有备无患，但未能实行。自康熙后至乾隆初，全国许多地方制钱紧缩，钱价增昂情况日趋严重。清廷为了保障鼓铸，必须首先解决铜的供给。如果仅仅依靠马帮陆运，已经无法满足东川日益增加产量的运输要求，且陆运辗转千里，沿途山高谷深，极其艰难，途中还不时被抢劫、盗卖，防不胜防，因此修缮陆路、开辟水道成为京运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云南总督庆复上奏朝廷“开凿通川河道，实为滇省之大利”。

庆复调任后，署云贵总督张允随^[4]也竭力坚持水运，正如张允随所称：“滇南一省，悬处极边，一入黔境，寸步皆山，商贾罕至，百物昂贵，兼之东（川）、昭（通）两郡，俱系岩疆，产米稀少，节年办解京铜，人众食繁，陆路无从接济。”为此，张允随断言：“欲筹水利，非开金沙江，别无善策。”奏本送到了乾隆的手中，通过廷议，权衡利弊后，得到乾隆的应允，“以期一劳永逸”，遂有金沙江水路工程的兴办。

张允随长期为官云南，康熙末即到云南，曾任过楚雄、曲靖诸地知府；后又历任云南粮储道、按察使、布政使等；雍正八年（1730）升任云南巡抚；乾隆二年（1737）尹继善调任期间曾署总督；乾隆五年（1740）又署贵州总督；乾隆六年（1741）复署云南总督，直到乾隆十五年（1750年）升任大学士。历滇、黔30余年，滇省山川地理，风俗民情，边防兵制，铜务水利等，“无不体访周至，熟悉于胸，任所有措施皆合机宜”（方国瑜语）。

接办后，张允随决定将金沙江工程分为上下两段。其中小江口至金沙厂486里为上游；金沙厂至新开滩580余里为下游。上游由宋寿图、陈克复总理承修；下游由曲靖府知府董廷扬总理，昭通、东川府协理承修。

“七盘三峡尽险隘”。据《云南铜志》记载，云南、四川、湖南、湖北共有595个滩头，其中445个不是险滩就是极险滩。疏浚金沙江航道，工程之艰巨，不言而喻。

“兴天地万物之力，开千古闭塞之江”。积薪烧岩，泼水裂石，工程启动。金沙江航运疏导工程，始于乾隆七年（1742），迄乾隆十三年（1748），历时6年。滇省最高官员全程负责，开凿金沙江上、下两游，并沿江开修陆路，统计用过夫役八十八万八千五百六十八工，给过工价、盘费、官役养廉、工食、船只、器具、食米、偿恤等项，共银19.34余万两，已将水运铜斤所省运费银5.26余万两抵补部分投资，照此推算，再加六年节省运脚，即可全抵原款，收回投资。疏浚航道1300余里，共开凿险滩217处。除蜈蚣岭等15处险滩，因为天险而无法施工改修旱路外，其他全部通水路。金沙江航道基本疏通，张允随奏报“尽皆开通”“安然无虞”。于是开始大批运铜。

金沙江流入昭通的第一站是位于东川、会泽和昭通三地接壤的小江口。以礼河和小江，在这里与桀骜不驯的金沙江相遇，洄水交汇，执意东去。当年，这里水上舟船穿梭，岸上商贾如云。(www.xing528.com)

滇铜经蒙姑小江下金沙江，由南向北，一路顺风顺水，快速漂流至巧家白鹤滩。白鹤滩是巧家县境内的一个特大险滩，本已温顺的金沙江到了这里，又立即被两岸的绝壁削成一条狭窄的汹流，惊涛拍岸，骇浪滔天，故运铜的船一到这里，常常被恶浪掀翻。因此，不得不在这里将滇铜卸船上岸，沿白鹤滩绝壁之上，人工凿出的一条石径往下游搬运，再把货物装上船。滇铜经过绝壁驿道后，再次下江，重启水运之航，在巧家红石岩突然一个180°的大回转，由南向北调头昂首东去，一路直下，经永善、绥江、水富进入长江“黄金水道”，“直达京局”。

铜运水道开通后，初获上运米盐百货，下运铜斤之利。整个京铜的50%如此运出，乾隆年间，从黄草坪到泸州的运铜船曾多达452只，较陆路节省了20%—30%的运费。但是，要彻底清除金沙江滩险，并非易事，更不可能一劳永逸。事实上，金沙江金沙厂至叙州新开滩的下游，虽称全线水运通畅，也只能在起剥的基础上航行，到汛期往往不能航行，而黄草坪以上至小江口的上游一直时断时通，运行要多次水陆起剥。

金沙江两岸毕竟山高壁立，滩多水急，险滩重重，巧家白鹤滩，永善老鸦滩、蜈蚣滩，一路都是险滩，水情无常，难遂人愿。冬春枯水时节，船只还可通过，但至夏秋汛期，险情不断，船毁铜沉事故频频发生，消息传至京城，朝野哗然。无奈之下，只得放弃小江口至黄树坪段水运。正所谓“自古金沙不通舟，水急天高一望愁。何日天人开一线，联樯衔尾往来游”^[5]。这里留下了诗人的豪迈和人们无数的艰辛。

其实，乾隆皇帝一直对金沙江水运持怀疑态度，这也是他不断委派钦差督办的原因。在整个修筑水运通道的过程中，乾隆皇帝亲自过问，并多次下旨，督办这一干系重大的国家工程。后乾隆再派钦差舒赫德实地勘察，得出“工程有可用之处。”的结论，但对于蜈蚣岭等15处险滩，舒赫德认为，“有损无益”。

金沙江水运失败，乾隆盛怒之下，斥责张“虚图名誉，徒耗钱财”。乾隆十五年（1750），朝廷对张允随降一级调用，其他有牵涉的人员都受到降级、革职等处分。对于舒赫德奏本中所提蜈蚣岭等15处险滩段所支工费8万余两的十分之四由张允随以及同僚赔付。此后，金沙江下游航道逐渐停运。

不过，乾隆对张允随还是颇有好感的，盛怒之后，并没有要张赔还，并告诉张允随不要再追究属下的责任，还时不时写个“福”字、弄点鹿肉赐给远在云南的张允随，以示恩宠，事后还将他调入京师，又予以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的殊荣。

金沙江水运，倡议开疏者鄂尔泰，率先响应者庆复，接办开修并自始以迄告成者张允随。金沙江为千古未辟之江，山形险要，江道险恶，地质复杂，开江工程极为艰巨，且开支庞大。由于它事关中央财政、清廷统治和边地民生，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仅取得黄草坪以下至叙州一段通航的成就。“天险非人力可为”，盖因工程实在艰难，已超出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极限。但工程之浩大，对于东川，甚至对于云南来说，这也是史无前例的航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