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平县革命老区发展史：武装斗争迎接解放

1948年2月，桂东特派员吴赞之带领苏丹、谢盘石、陈保民、陈灵明等人来到贺县，分3个点开展革命活动，其中黄公地区由谢盘石负责。从此，谢盘石开始了极其艰苦的开辟黄公游击区的工作。

1949年6月，中共桂东地工委书记黄传林在公会召开黄公地区负责人工作会议，研究和部署发展组织、建立武工队等问题，叶剑夫、吴动、叶长燊参加会议。同月，组建公会武工队，队长吴动。7—8月，组建黄姚武工队，队长叶长燊，有队员80人。黄姚武工队组建后分6个组进行活动，武工队员多数是意志坚定的群众，在行动上化整为零，做到出没无常，不暴露武器、不暴露住址、不暴露主力；在策略上，依靠山区、面向平原，白天隐蔽、夜间行动，发动群众，成功开辟了较大范围的游击地区。

（一）贯彻大河水会议精神

1949年9月底至10月初，为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关于开展武装斗争、迎军支前的指示，中共广西省农委和中共桂东地工委在公会乡大河水（地名）召开会议，省农委书记李殷丹到会指导。会议要求，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武装，迅速壮大革命力量。在开展武装斗争的方式上，主张分散、到处活动。作战方针采取零星袭击、伏击行动。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个别攻打乡公所据点，只打小仗，不打大仗，主要搞好群众基础，领导群众斗争，扩大地区，壮大部队，认真做好迎军支前，迎接解放。

中共黄公区工委决定将大河水会议精神部署到群众中去，宣传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迅速掀起反“三征”高潮，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迎接解放。

1949年10月初，在扛轿岭叶兴清家召开中共黄公区工委成员及黄姚区各乡地下党负责人会议，中共黄公区工委书记叶剑夫作《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传达大河水会议精神，强调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迅速组建游击大队，并布置做好干部的配备和武器弹药、给养的准备工作。

1949年10月下旬，中共黄公区工委在镰尖山叶锡骏家召开会议。会上，叶剑夫宣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会议决定广泛宣传发动群众，扩大武装，迅速掀起反“三征”高潮，做好筹粮、筹款和迎军支前工作，摧毁国民党的反动武装，迎接解放。

1949年11月12日，中共黄公区工委在峡口地下党员叶家强家召开会议。会议由叶剑夫主持。会议内容是训练干部、学习军事基本知识，刘光在会上讲授军事常识课。

（二）发展壮大游击队伍

随着解放战争发展的需要，在武工队的基础上，建立武装游击队，深入广泛地开展对敌斗争。1949年10月上旬，中共桂东地工委决定正式成立贺昭钟边第三游击大队与第七游击大队，确定大队干部名单。10月中旬，贺钟昭边第七游击大队成立，大队长叶长燊，政委叶剑夫，政治部主任刘光，参谋长贝扬。下辖4个中队、1个政工队和1个赤卫队，共350人枪。游击队建立后，为能尽快地投入武装斗争，中共黄公区工委决定采取有效办法解决武器和给养问题。

1948年4月，王家纪从香港回到昭平，带回上级的指示和一批学习资料，要求大力发展秘密农民协会，设法搞到武器，做好武装斗争准备，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开展对敌斗争。经过努力，很快就有15个村寨建立农民协会、兄弟会、姐妹会等地下群众组织，共发展会员900多人。

1948年冬，巩桥乡的秘密农民协会发展迅速，由原有的枧度、山儿、崩江、茶埠扩展到武田、大湾、塘头、对步、笔头等村，遍布巩桥乡大多数的村庄，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200多人，农民协会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抗粮抗税活动。1949年春，巩桥乡大部分人民群众接受反“三征”的宣传教育后，不给国民党政府纳粮、交税和出壮丁。

1949年3月初，国民党昭平县政府派自卫队30多人气势汹汹地赶往巩桥乡，妄想以武力来慑服人民群众。地下工作人员周余炳及时组织农民协会会员100多人拿着棍棒包围自卫队，自卫队仓皇逃离，群众取得抗征粮斗争的胜利。10月，国民党昭平县政府为推行“总体战计划”，派雇粮员到西坪乡欲把存放在乡仓的1万多公斤粮食运回县城。地下党得知情况后，立即派人到西坪，组织群众赶走雇粮员，将粮食扣下支持武工队。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群众和筹粮筹枪，建立武工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基本成熟。1949年7月，上级党组织派贝扬从桂北回昭平负责黄姚工作，迅速建立一支有30多人的黄姚武工队，并建立了活动据点。

10月某夜，国民党黄姚区区长黄弼与潮江乡乡长廖秀全带着保安队和民团共100多人将下黎寨团团包围起来。黄姚武工队在群众的指点下，从敌人的两个岗哨之间转移到后山隐藏起来。敌人在寨里挨家逐户地搜查，一无所获地离开了。但狡猾的敌人离开下黎寨半小时后，又突然杀了个回马枪，重新包围下黎寨及后山，然后集中兵力搜山，发现了藏在山洞里的文印设备。敌人走后，全寨10多名青壮年不顾饥饿，以组织打柴队来掩护黄姚武工队安全转移到牛冲。

1949年11月，黄姚解放在即，上级通知潘有国、周余炳、潘海玫等游击队负责人、农民协会骨干到白山村的杉木冲开会。林宗绍在会上传达上级关于做好迎接南下解放大军工作的指示，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扩大游击队，准备接管国民党基层政权，成立人民政权和筹集粮草等工作。这次会后，周余炳、潘有国做了分工：周余炳抓统战和筹粮筹款工作，潘有国抓游击队建设工作。地下党组织一方面与国民党区、乡公所的职员约法三章，敦促他们不要做无谓的武力抵抗，要保证一切文书档案、财物完整无缺地向人民移交，以利人民武装接收基层政权；另一方面对反动头目发出忠告，要求他们弃暗投明，向人民认罪，争取从宽处理。地下党组织指示游击队把黄姚中学校长、国民党八步专员虞世熙的儿子虞厥中抓起来，宣布他在学校进行反共宣传，监视、镇压进步学生等罪行。这些行动，有力地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众，为黄姚的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11月19日，中共黄公区工委派林宗绍率10余名武装人员接收国民党西坪乡公所，宣布西坪解放。11月21日，林宗绍率20多名武装人员接收国民党界塘乡公所，宣布界塘解放。同日，中共黄公区工委派潘有国率20多名武装人员接收国民党黄姚区及巩桥乡公所，宣布巩桥解放。11月22日，中共黄公区工委派黄士杰率20余名武装人员接收国民党潮江乡公所，宣布潮江解放。11月23日，第七大队派李良颖率游击队30多人接收国民党保善乡公所，宣布保善乡解放。11月24日，第七大队派林宗绍率第四中队接收国民党黄姚镇公所，宣布黄姚镇解放。第七大队进驻黄姚镇期间，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宣传党的政策，建立民兵组织，收缴社会上的枪支、征收公粮，为解放昭平县城做准备。

樟木的武装斗争主要组织与领导者是叶剑夫和叶长燊。在中共黄姚区工委成立之前，叶剑夫在樟木山阴小学当教师，叶长燊在公会新寨中心小学当教师。他们以教师身份作掩护，深入樟木乡对武装斗争进行极其艰苦的策划、组织和发动工作。

在叶剑夫、叶长燊的具体指导下，在骨干叶繁兴、叶植兴、叶兴海、叶家耿、叶金鸿等积极发动下，樟木乡的地下农民协会迅速发展到石咀、旺岗、桂坡等7个自然村，会员也由开始的40多人发展到200人，还建立了一个10多人的地下少先队和300多人的妇女会。党员们通过这些组织，开展地下革命宣传活动。1949年8月，樟木乡组建了一支有40多人的民兵武装，有力地配合了昭平其他各乡的解放斗争。

正当樟木乡地下武装斗争蓬勃发展、群众情绪高涨的时候，特务分子叶植民向国民党八步专署密告，八步专署令公会区公所对樟木进行秘密侦察。针对敌人的阴谋，地下党采取“讲理会”公开斗争的形式，同叶植民作面对面的斗争。1949年秋的一天，八步专署保安司令岑孟达派特务朱亚秋窜到樟木乡刺探地下游击队的情报。由于武工队严密封锁消息，国民党特务朱亚秋未能得逞。

为了进一步破坏国民党的乡村政权，把乡公所掌握在人民手中，樟木党支部派党员叶石金等，通过统战关系，安插在樟木乡公所当乡警和自卫队员，把乡公所的武装掌握在地下工作人员手中。

11月28日，游击三中队接管了樟木乡公所。12月初，三中队奉命解放富罗，协助建立了富罗乡人民政权。12月15日，三中队与四、六中队在黄姚集结，与第三游击大队会师，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四五师四三三团向昭平县城进发，17日下午进入县城，与抚河游击队会师，解放昭平县城。

1949年9月底至10月初，抚河两岸党、团组织和群众组织基本发展起来，各种活动已呈半公开化。这时，根据中共桂东地工委“建立游击武装”的指示，姚增钲先后3次考察藤宝山的地理环境后，做好武器、钱粮筹备的同时，党支部决定以藤宝山为据点建立武工队。(www.xing528.com)

1949年10月中旬，抚河党支部集中10多名党员、团员和农民骨干携带武器上藤宝山开展武装斗争，开始组建抚河地区第一支武装队伍——藤宝山武工队。该武工队在藤宝山进行训练，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军事知识，晚上到附近村寨发动群众。之后不久，邱坤瑞、邱光球组织的部分武工队队员在九龙乡大贤、上贤片活动，属黄公区地下党领导；陈明新、陈鼎新组织的部分武工队队员在九龙乡大龙、山秀、观音、平恩等片活动，属抚河地下党领导。后来，由于黄公区离九龙太远，交通不便，消息不灵通，经地下党研究决定，将两个组织合并为一个武工队，统一属抚河游击队领导。

为了及时掌握敌情，抚河党支部趁国民党昭平县长易人，由朱试武代理县长的机会，派党员朱试安打入国民党昭平县政府，做策反和情报工作，还派团员李美泉打入富裕乡公所自卫队任副队长。

武工队建立后，一面深入发动群众，扩大力量，一面伺机打击和消灭已孤立的反动乡村自卫队、护商队。11月14日，福登武工队全歼国民党保安大队良凤村一个排的护商队。11月15日，藤宝山武工队接管国民党五将乡公所和五将乡粮仓。接着，又取得粉碎敌人对福登武工队的“围剿”、全歼富裕公养矿警等系列战斗的胜利。经过几次战斗，武工队拔掉敌人不少据点，解放了大片乡村。这些战斗的胜利，鼓舞了人民群众，各乡青壮年纷纷要求参加武工队，革命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11月中旬，中共蒙昭县工委决定，抚河两岸所有的武装力量集中于下福，成立抚河人民游击大队，大队长朱试安、副大队长肖超祥、政委姚增钲、副政委姚增琛、政治部主任卢桂生，下设第一、第二中队，并与蒙山方面协商将湄江游击队的昭平县籍队员调回富裕成立独立中队，由抚河游击大队直接领导。姚增钲带头将家里的武器献给游击队，还缴获了国民党乡公所、护商队、公养矿警的武器，用于充实游击队装备。由于队伍集结，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注意。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游击队首先处决了有确凿证据企图暗杀地下党领导的特务姚楚三；其次对敌开展政治攻势，致函昭平县当局，敦促其和平起义。

12月4日，随着各地武装力量集中完毕，为便于领导，机动灵活打击敌人，抚河人民游击大队扩编为河西、河东两个大队。河西大队大队长朱试安、副大队长黄棣光、政委姚增钲、政治部主任邱宗寿，下辖原抚河游击队一、二中队和独立中队，共200人。河东大队大队长肖超祥、副大队长邱盈佳、政委姚增琛、政治部主任邱凤翔，下辖北陀中队、马江中队、利扶中队、九龙中队，共250人。

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已到达贺县的公会和昭平县的黄姚地区，并与中共黄公区工委所属贺昭钟边第三游击大队、第七游击大队取得联系，准备进军昭平县城。抚河游击队奉支部的紧急指示，河东、河西两个大队集结于富裕一带，以配合南下的人民解放军解放县城。

（三）藤宝山会议

1948年春，上级党组织派王家纪到下福领导开展活动，桂东地下党负责人黄传林、吴赞之前往指导工作时，曾经考察过藤宝山的环境，他们也认为藤宝山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地方。1949年9月，在王家纪的具体指导下，姚增钲与姚勇登上藤宝山，观察地势，选择驻地。同时，发动藤宝山的徐华珍等参加革命工作，并在物质方面做一些准备，为藤宝山会议的召开创造条件。

1949年10月，王家纪参加了由吴赞之主持召开的荔浦兰洞会议。返回下福后，王家纪在藤宝山召开中共蒙昭县工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荔浦兰洞会议精神，部署开展武装斗争。王家纪指示抚河地下党认真做好会议的准备工作，并负责通知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到藤宝山开会。

1949年11月4日，中共蒙昭县工委书记王家纪提前一天到达藤宝山。这次参加中共蒙昭县工委扩大会议的骨干有昭平抚河及蒙山湄江地下党干部共26人，会场设在藤宝山沙梨洲姚旭生纸厂。会议开了一个星期，王家纪传达中共桂东地工委荔浦兰洞会议精神，分析形势，布置任务：一是迅速开展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活动；二是积极做好支前工作，迎接人民解放军。明确要求抚河地区党组织，把秘密斗争转为摧毁反动政权、夺取反动武装的公开斗争。大力宣传和发动群众，密切配合解放军工作，做好筹集粮草以及组织捐献慰劳品工作。同时，对抚河支部及地下工作人员进行分工：姚增钲、朱试安负责抚河西岸地区；姚增琛、肖超祥负责抚河东岸地区；卢桂生、张仲鸣负责县城北地区；蒙山来的人员回原地工作，扩大武装力量。为了加强北陀、镇南乡的工作，支部决定派出张炳辉、温楚明前去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会议结束后，各片负责人陆续前往指定地区开展工作，放手发动群众，筹集枪支弹药，组织武工队。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发动，抚河两岸先后建立富裕乡的福登，古袍乡的大塔，五将乡的藤宝，马江镇的龙门、镇南、北陀6支武工队，共80多人。

抚河地下党组织抽调一批骨干集中在藤宝山，着手准备武装斗争。利用晚上开会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形成一个以藤宝山为中心的游击区，扩大抚河游击区的斗争声势。紧接着进行游击斗争，接收五将、富裕、利扶、古袍、马江、北陀等国民党乡公所，收缴各乡的反动武装，使抚河地区的农村政权掌握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手中。藤宝山会议后，革命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为抚河人民游击队，成为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武装队伍，是抚河人民解放斗争的重要力量。

（四）智取良风护商队

良风是马江区古袍乡的一个村，国民党在这里布置了一个排的护商队，平日里勒索人民，早为人民群众所愤恨。抚河党支部决定先把良风护商队除掉，为民除害，打掉河东、河西与北陀、马江、古袍武工队之间联系的拦路虎。姚增琛、肖昭祥带领福登武工队队员欧胜开、欧创周、黄天富、欧兆开等11人前去执行任务。

地下党领导分析敌我双方情况，研究作战计划。武工队派黄家宾去做张均权的思想工作，把他争取过来，共同策划消灭敌人。1949年11月14日，肖昭祥带领8名武工队队员去袭击敌人。当时已是下午1时，敌人正在午睡。两名武工队队员先解决了站岗的哨兵，之后队员们一举冲进敌人卧房，敌人从梦中惊醒，乖乖地做了俘虏。抚河武工队在良风街的首战，消灭了驻良风的国民党护商队。

（五）粉碎反共自卫队对福登的“围剿”

抚河武工队朱世安、肖超祥、卢首华等通过国民党富裕乡乡长黄汉维安插地下工作人员李美泉在乡自卫队任副队长。1949年11月17日下午，李美泉从昭平县民众自卫工作委员会动员部得到县自卫队将“围剿”福登武工队的消息后，立即给抚河武工队发出紧急情报。抚河武工队接到情报后，立即通知河西、福登两个武工队共40多人枪迅速转到下福，并立即与李美泉取得联系，令其在未出发前举行起义，先解决驻富裕乡总体战突击队（国民党实行县、乡、村联防，五户连保政策，总体战突击队就是执行督导的武装队），然后在上福设伏等县谍报组朱远吉从裕义村下来，让县政府自卫队扑空。中共蒙昭县工委书记王家纪和姚增等均同意这个计划，命武工队立即布置准备战斗。

11月19日凌晨3时，抚河武工队包围了富裕乡公所，一枪一弹不发，全俘敌人。接着，武工队赶到上福埋伏，乘胜击溃朱远吉所率自卫队，缴获步枪2支。这一战，彻底地粉碎了敌人妄图消灭福登武工队的阴谋。

石人岛公养金矿有一支矿警分队，听闻良风护商队及附近乡公所自卫队被武工队缴械，大为震惊，决定向白石山矿总部靠拢。1949年11月27日，这支矿警队沿河而下向五将乡白石山进发。游击队马上停止实弹射击，整装待命，并把队伍分成两队作战，抢先占领矿警必经之地五将乡冲口天星墩，截断敌人去路。遇到埋伏的敌人不知虚实，只得乖乖地当了俘虏。天星墩截击战告捷，游击队晚上撤回仁和村驻地，第二天释放了全部俘虏，处决了刺探情报、企图暗杀游击队领导人的特务姚楚三。

1949年12月2日，平乐专区专员罗绍徽电令昭平县县长朱试武，倾力对驻富裕乡石人岛的游击队进行“围剿”，以扫清桂江和沿岸陆路南北交通，排除游击队对县城的威胁。驻石人岛的抚河游击队有肖超祥率领的二中队驻富裕乡冲口，警戒上游犯敌；黄棣光率领的独立中队驻佛倒乡，警戒来自富裕乡及六云山之敌；张炳辉率领的北陀中队，被安排驻扎在富裕乡旧街；朱世安、卢桂生率领的青年突击队，配合二中队加强对县城方向来犯之敌的防备。

12月2日晚，县长朱试武督率县自卫队和反共突击队约400人，连夜从明源乡的马圣经六云山进入富裕乡，3日凌晨到达枫木岛集中。上午8时许，敌人分三路向石人岛搜索进犯，在行进到佛倒乡前面田坰中间的一处高地时，被游击队哨兵发现，哨兵鸣枪报警。游击队队员全部投入战斗，一面阻击敌人，一面掩护当地群众转移。石人岛之战，由于敌方人多势众、武器精良，游击队只得掩护群众转移。这场战斗，朱试武部被击毙2人。游击队唐克依、唐荣佳两名班长和共产党员徐瑞洪牺牲。游击队队员朱就昌、左德光被俘。12月14日，游击队俘获潜逃隐藏在五将乡的桂东总体战督导团团长林中奇夫妇。

1949年12月20日上午12时许，抚河游击队得到可靠情报：国民党一股残军100余人从蒙山县向昭平县五将乡方向逃窜。抚河游击队大队长朱世安、政委姚增琛通知邱盈佳到大队部介绍情况，之后命邱盈佳和张炳辉率领北陀、九龙、利扶3个中队，加上已在五将乡的利扶中队共同截击敌人。第二天拂晓，各中队按战斗部署进入山头阵地，各游击中队分别占领一个山头，互相照应。游击队命令敌人把枪架在河滩上，人离开枪位列队，待命受降。游击队全军以猛虎下山之势，从山上冲下来，把敌人压缩包围在河滩上，迅速地缴了敌人的枪械，历时半天的截击战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