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佩尔三个文本的形式原则比较研究：各时期的建筑学学科范畴观念

1.古典时期的建筑学学科范畴观念

（1）对建筑师技能范畴的总体限定

维特鲁威指出：“建筑师的知识要具备许多学科和种种技艺。以各种技艺完成的一切作品都要依靠这种知识的判断来检查。它是由工艺和推理产生的。工艺就是勤奋不辍的实际练习，通过它利用按设计图纸表示的各种必需的材料由人工来完成（建筑物）。而推理则可以用比例的理论论证和说明依靠技巧建筑的作品。……建筑师必须擅长文笔、熟习制图、精通几何学、洞悉各种历史、勤听哲学、理解音乐，对于医学并非茫然无知，通晓法律学家的论述，具有天文学或天体理论的知识。”[12]

阿尔伯蒂“设想的一个好的建筑师，应该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学者，还应该是精英中的代表人物”[13]，他认为：“我所称之为建筑师的人，从完美的艺术与技巧的角度来说，是通过思考与发明，既能够设计，也能够实施的人；是对于（建筑）工作过程中的所有部分都了如指掌的人；是通过对巨大重物的移动，对体量的叠加与联结，能够创造出与人的心灵相贯通的伟大的美的人。……一位建筑师应该是一位天赋极佳之人，是一位实践能力极强之人，是一位受过最好教育的人，是一位久经历练之人，尤其是要有敏锐的感觉与明智的判断力之人，只有具备这些条件的人，才有资格声称是一位建筑师”[14]。

从上述关于建筑师应该具备技能的讨论中得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建筑师必须是全能型人才。然而，这一印象反而无助于限定建筑学自身的学科范畴。事实上，上述两段讨论中还是包含着对建筑学范畴的基本限定，并且观点之间有共同之处。

维特鲁威将建筑师技能分为“工艺”和“推理”。根据他的论述，“工艺”可以理解为使建筑能够在物质条件的制约下成立的能力；“推理”则指能够赋予建筑形式以合理性的能力。更直接地说，“工艺”是为了保证建筑能够建成。“推理”则是要保证建筑形式能够成立，并且，维特鲁威限定了“推理”应该通过比例来实现。

阿尔伯蒂也将建筑师的技能分为两部分，但并不是“工艺”和“推理”，而是“实施”和“设计”两部分。根据阿尔伯蒂的讨论，“实施”和“工艺”的含义接近，都指可以使得建筑建成的能力。“设计”和“推理”的含义有所不同，维特鲁威将“推理”限定在比例上，“设计”则是为了获取打动人心的美感，至于美感究竟如何评判则并无明确限定。

尽管两人对建筑师技能的讨论中存在着偏差，还是可以从他们的共同之处对建筑学有基本限定：一方面，建筑必须应对各种物质因素的限制；另一方面，建筑形式应该具有超越物质层面的意义。

（2）对建筑师、建筑和其他学科关系的论述

维特鲁威“将整个宇宙的形成描述为某种建筑设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宇宙的规则与建筑的规则明显是相互关联、相互印证的”。这一观点后来“成为他为建筑而创造的某些观念的一个基础，上帝被看做是世界的建筑师，建筑师则是仅次于上帝的神”[15]。

古罗马思想家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354—430年）证明了音乐和谐与数学规则之间的一致性。在他看来，音乐与建筑是姊妹艺术，两者都立基于数字之上，这也构成了美学完美性的源泉[16]。

对12世纪法国夏特尔（Chartres）的神学家们来说，宇宙是一个建筑作品，上帝自身就是创作这一大作品的建筑师，比例与宇宙的结构，以及音乐、建筑之间具有一种相互同一的关系[17]。

阿尔伯蒂认为：“在我看来，能够与其他科学中最伟大的大师们并列在一起的人物，既不是木匠，也不是一般的工匠；手工操作者并没有比建筑师手中仪器的作用更大。”[18]1498年，安杰诺·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1454—1494年）将建筑和绘画、雕塑归为一类学科[19]。16世纪初，卢卡·帕西奥里（Luca Pacioli，1445—1517年）的《神圣比例》，涉及哲学、透视学、绘画、雕塑、建筑学、音乐和数学[20]。16世纪末，达尼埃莱·巴尔巴罗（Daniele Barbaro，1514—1570年）对建筑的理解是：“艺术和建筑的创作——遵循着与自然界相同的法则，这一法则被认为是理性的。人类才智和自然法则之间的关系，是与艺术作品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类似的。”在他看来，正是从有关比例的理论中，凸显出“无数的建筑规则”，建筑设计是通过“迪赛诺”（diségno）[21]成型的[22]。

上述这些论述讨论的对象以及具体立场都不尽相同，但它们之间却有两个显见的共同点。第一，都赋予建筑师的工作或建筑学科以很高的地位，这点无需另做讨论。第二，都带有对“推理”或“设计”这类超越物质层面意义的偏向。维特鲁威对宇宙规则的讨论重点就在于比例关系上，所谓建筑的规则也体现为比例；中世纪强调的仍然是建筑中的数字关系；阿尔伯蒂则撇清了建筑和工作显然需要“工艺”以及“实施”知识的手工操作的关系，这也意味着他更强调建筑中的“设计”成分；此后的讨论仍然在强调建筑中“推理”和“设计”的成分，前者反映为对比例的关注，后者反映为对构思和创意的关注。

（3）建筑学被归入的学科范畴

在毕达哥拉斯知识体系中，数字是最重要的抽象系统，其次是几何；点、线、面、体和具感知力的身体构成等级分明的知识链。平面优于立体，静态立体优于动态立体。不变和稳固优于变化和衰退[23]。智者学派将语法、修辞学和逻辑学设为最重要的课程。柏拉图将知识分为理性、理智、信念和表象四种状态。前两者属于本质的、理性的认识；后两者是派生的、易逝的知识。最接近前两者的是柏拉图提出的四门高等学科，包括算术、几何学、音乐理论和天文学。最终，智者学派的三门最重要课程和柏拉图的四门高等学科构成了古希腊的自由七艺（la liberalaj artoj）。相对于其他学科，这七门学科更注重智识自由和思考，可以自由于模仿对象，并且远离低级无常的现实世界，达到纯粹的精神意象和抽象思考。因此这七门学科更为高等。

约公元前50年，古罗马学者马库斯·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前116—前27年）在已经失传的《学科要义九书》（Disciplinarum）中将艺术与科学做了百科全书式的分类，建筑学被分在前九种自由艺术之内，其他八种是语法、辩证法、修辞学、几何、代数、占星术、音乐、医学。然而，古罗马被广泛认为的重要技能包括文法、修辞学、音乐、算术、几何学、天文学、辩证法、法律和医学等，并不包括建筑学。在大多数其他关于建筑学的罗马写作中，建筑学也被归入低等的实用工艺范畴中[24]。

1120年代，圣维克多隐修院的雨果（Hugo of St.Victor's）在《论教学》（The Didascalicon）中做出了中世纪最有名的学科分类。沿袭古代，他提出七种机械艺术（mechanical art）来对应七种自由艺术。这些机械艺术是关于生活行为的科学，包括以下工艺：纺织（lanificium）、装备（armatura）、商业（navigatio）、农业（agricultura）、狩猎（venatio）、医学（medicina）和戏剧（theatrica）。在学科地位上，这些机械艺术要低于自由艺术。但是，即使是在这一低级的类别中，建筑学也没有获得其独立的范畴。它被归入装备（armatura）中，这一范畴包括了石头、木材、金属、砂石和黏土等材料的制造。装备除了包括所有的武器和弹药外，还是有关结构物的工具科学。之后的好几个世纪，建筑总是与武器、堡垒紧密联系在一起[25]。

13世纪初，罗伯特·吉瓦比（Robert Kilwardby）在《自然知识总论》（De Orto Scientiarum）中提出了中世纪另一个机械艺术划分系统，这次建筑学成为独立的范畴。建筑（architectonica）从装备（armatura）中分离出来，在整个排序中取代了戏剧（theatrica）。但是，建筑仍然被归入低等学科范畴[26]。

1498年，安杰诺·波利齐亚诺的《大学》（Panepistemon）在“七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实际操作艺术的新范畴，由绘画、雕塑和建筑等视觉艺术组成[27]。在此前后，达·芬奇在《论绘画》（Treatise on Painting）坚持将绘画归于自由艺术，并在有关讨论绘画与其他艺术关系的文集中，指出将建筑学提升为高等艺术和自由艺术具有重要意义[28]。建筑开始被提升到高等学科行列。

然而，建筑学的高等学科地位并不稳定。1751年，达朗伯（D'Alembert）在《文集》（Discours Préliminaire）中把知识分为三类：哲学、历史和高等艺术，高等艺术中有绘画和雕塑，但没将建筑包括其中[29]。

（4）总结

尽管对建筑师技能的总体限定中包含着物质和超越物质两个方面，但是更多对建筑师以及建筑学的具体讨论却只强调了建筑中抽象的数字关系，以此建立建筑和音乐以及后来的绘画、雕塑的联系。也就是说，在对学科范畴做进一步限定的时候，建筑相较于其他艺术更加受制于物质因素限制的特点被削弱，建筑构件更具有抽象性的特点被强化。在总体学科范畴中，建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能和音乐归入高等学科范畴，而是被归入更受物质因素限制的低等学科范畴中。(www.xing528.com)

2.19世纪的建筑学学科范畴观念

（1）19世纪的总体学科划分

1883年，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年）明确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范畴分来，这是现代学科体系诞生的标志。这样以研究对象为划分标准的分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古典时期的学科等级界限。

狄尔泰的分类是一个标志，而要说明近代学科等级的演变过程则要对这一分类形成前的学科发展做一个回溯。对此，可以从19世纪学科相对于此前的总体变化，以及大学教育中设定课程的变化做出更详细的讨论。

对于应该归入社会科学类的19世纪诸学科，例如上一章中涉及的古希腊文化史、艺术史、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和美学，它们之间有两个共同点：都和历史有关，并且都拓展了研究对象的影响因素。自然科学的重要变化是逐步实现了基础理论科学、技术基础科学和工程应用科学的分化[30]。至于制造业，则在技术和产量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作为同时代最著名大学之一的英国剑桥大学，19世纪教授课程的变化则直接反映了学科等级的变化。18世纪末，在剑桥的教学内容上，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语言、文学、历史、地理等古典学科和数学知识占据绝对统治地位[31]。此后，则开始逐步经历了所谓的高等教育“世俗化”过程。1830年代，光学、流体静力学、观测天文学、热学、电学以及磁学等被加入数学类课程中。1850年代前后，剑桥的各城市学院就已经在总体课程上更为偏重工业和科学领域，开发企业管理、设计、开发以及销售等方面的人才[32]。剑桥大学的课程设置转变可以作为当时欧洲各国大学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19世纪学科的总体发展，还是作为高等教育的大学中教授的课程，都说明原本存在于自由艺术和技术艺术之间的等级关系正在被逐渐打破，甚至呈现出被颠覆的趋势。

（2）19世纪的建筑学学科范畴观念

①针对建筑学学科范畴的讨论

在森佩尔生活的年代，几乎每位建筑师或建筑理论家都感叹建筑相对于绘画和雕塑的落后状态。例如，《我们该以什么风格建造？——德国对建筑风格的争论》[33]中收录的5位作者的文章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书中，胡布希在1828年文章第一句话就写道：“绘画和雕塑已经摆脱了对远古的了无生气的模仿，只有建筑还在经年累月地模拟着古代风格。”[34]鲁道夫·维根曼（Rudolf Wiegmann，1804—1865年）在1829年的文章中写道：“既然建筑的姐妹们，绘画和雕塑，已经不再变化无序并且找到了和它们各自特点相称的表达方式，那么，该是时候将建筑从禁锢和随意中解脱出来了。”[35]约翰·海因里希·沃尔夫（Johann Heinrich Wolff）在1845年的文章提出古代的绘画、雕塑、音乐和诗都具有建筑的特征，并且一旦一件艺术品失去了具有建筑学特征的品质（the architectonic quality），它就将溃退成碎片。但是在当时，建筑学自身已无规则可言，因此无法为其他艺术提供规则。作者希望建筑能够恢复对其姐妹学科的影响力，重新获得在诸艺术学科中的统领地位[36]。和以上三位作者不同，另两位作者没有局限于感叹建筑和绘画、雕塑发展状况上的差异，而是强调建筑的自身特征，并试图借此作为改变建筑学落后状态的出发点。卡尔·阿尔伯特·罗森塔尔（Karl Albert Rosenthal）在1832年的文章中指出：“……建筑和其他艺术不同……在某些条件下，其他艺术的特定局部今天和远古时候可以同样（被看做是）优美（的），但在建筑中并不是这样。”[37]在1847年的文章中，博迪舍声称建筑必须首先履行和结构相关的、物质属性方面的职责，并且发明出一套围合空间体系，才可能进入绘画和雕塑这类再现艺术的行列[38]。

尽管存在具体立场的差异，但都关注建筑和绘画、雕塑甚至音乐的关系可以说明，19世纪建筑界总体上延续了古典时期对建筑学和其他学科关系的讨论，仍然倾向于将建筑和绘画、雕塑甚至音乐视做同一类学科[39]。

②总体建筑活动对建筑学学科范畴的新界定

19世纪建筑面临着两个变化。一方面，古典时期用以提升建筑学科地位的比例自身就受到挑战，建筑难以再依靠比例关系取得和音乐、数学等学科的关联。此外，当绘画和雕塑的再现功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被认可的同时，建筑形式的抽象性却成为批判对象。另一方面，随着功能种类的增多和建造技术的发展，建筑受制于自然、人力以及需求的特点比古典时期更为突出，建筑作为带有明确物理功用目的的物品属性越来越得以突显。

因此，实质上建筑学在19世纪时遭遇着双重困境。古典时期，建筑也有诸多和高等学科特征并不相符之处。作为视觉艺术，建筑必须借助视觉，通过具象、复杂的现实事物表达；同时，建筑又是实用艺术，与需求、情感、行为构成的更低级世界以及无常的单个事件相联系；再者，建筑所受的物质条件制约在视觉艺术和实用艺术中又是最强的。因为建筑主要模仿对象的神圣性、建筑模仿方式的抽象性以及建筑功能的相对单一，建筑界可以借助比例强化建筑和抽象思考的关系，并弱化建筑所受物质因素的制约，从而提升建筑的学科地位。19世纪建筑界却既无法沿用在古典时期起着主要作用的比例关系，又必须面对日益凸显的物质因素制约强度，这是19世纪建筑界面临的总体困境。

前文中材料观念和模仿观念部分已经讨论过，对于这样的困境，建筑学通过对材料第一属性的表达实现了从模仿既有对象到模仿自身物质途径的转变。当叔本华提出建筑应该在知觉面前展现物质、重力、凝聚力、刚性的时候，当19世纪建筑界将材料力学属性作为表达对象的，并且虚构出悠久的建筑学以材料力学属性为表达对象的历史的时候，当博迪舍将结构机制和受力关系的必然结果作为核心形式，当普金和勒-迪克等人提出由物质因素决定的结构暴露的建筑最优越的时候，建筑学实际上已经开始背离了古典时期在建筑学学科范畴论述中弱化物质因素影响的倾向，对建筑学学科范畴做出了新的界定[40]。

3.现代主义时期的建筑学学科范畴观念

格罗皮乌斯1919年发布了对现代主义建筑产生巨大影响的包豪斯宣言。宣言的主导思想就是“我们都应该回到工艺上去”。宣言呼吁：“建筑家、雕塑家和画家们，我们应该转向应用艺术……艺术不是一门专门职业，艺术家与工艺技术人员之间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艺术家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绝对不存在使得工艺技师与艺术家之间树起很大障碍的职业阶段观念……”

无论现代主义时期的建筑实践是否真的实现了建筑和工艺技术的融合，至少在观念上，建筑学的学科范畴得到了拓展，打破了原本存在于所谓高等艺术和低等艺术之间的界限。

4.各时期建筑界建筑学学科范畴观念的差异和共性

就对建筑学学科范畴的具体界定而言，从古典时期到现代主义时期，建筑界观点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古典时期忽视甚至刻意撇清建筑和技术艺术之间的联系。19世纪尽管在针对建筑学学科范畴的讨论中，仍然将建筑归入传统艺术三姐妹学科，但建筑形式原则设定却强化了建筑的技术艺术属性。现代主义时期则在言论上[41]彻底实现了对古典时期的颠覆，从反对到提倡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

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建筑学期望与之建立关系的学科属性，则会发现各时期之间的内在共性。古典时期，建筑界总是寻找并强化建筑和更高等的学科的相似性；19世纪并没有明确提出突破建筑学传统学科范畴，但主要的建筑活动却顺应了技术艺术地位得到提升的总体趋势；此后的建筑学发展继续顺应了这一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