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佩尔建筑理论历史定位的争议及形式原则比较研究

森佩尔一直备受争议。例如，他既被指责为“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又被认为是庸俗唯物主义的抵制者，甚至是“本质上的唯心主义者”[13]；既被认为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又被认为是“原马克思主义者”[14]。即使对于森佩尔的建筑理论和各时期建筑思想之间关系这一具体问题，也存在着诸多争议。

在1990年出版的《现代建筑细部》（Details of Modern Architecture）中，爱德华·福特（Edward R.Ford）认为森佩尔的建筑理论“依赖于符号（symbol）而不是事实（fact）”，“因此最终走到了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的反面”[15]。在1996年出版的英文版《风格论》前言中，哈里·弗朗西斯·马尔格雷夫（Harry Francis Mallgrave）指出如果森佩尔坚持《风格论》对建筑纪念性表达（monumental expression）的论述，他或许就是19世纪最后一位继承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1475—1564年）艺术精神的建筑师[16]。分别于1936年、1980年和1965年首版的《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Pioneers of Modern Design：From William Morris to Water Gropius）、《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Modern Architecture：A Critical History）以及《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Changing Ideals in Modern Architecture，1750—1950年）都探讨了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影响因素。其中，前两部对森佩尔只字未提，《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也只有两处提及森佩尔，一处关于彩饰[17]，另一处关于装饰[18]，这些讨论只停留在描述上，并没有讨论他和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关系。

然而，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1841—1918年）、亨德里克·贝尔拉格（Hendrik P.Berlage，1856—1934年）、赫尔曼·穆西斯（Hermann Muthesius，1861—1927年）等早期现代主义建筑师高度赞扬森佩尔，认为他是第一个认识到在社会条件和建筑形式之间的关联性，并且将功能对建筑形式的影响提到很高的地位的建筑理论家，指出他的建筑理论具有现代性[19]。爱德华·F.塞克勒（Eduard F.Sekler）在1965年发表的《结构建造建构》（Structure，Construction，Tectonics）[20]中将森佩尔作为建构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建构的立场直接影响着20世纪的现代主义建筑实践。约瑟夫·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在1981年指出森佩尔成功预言了现代主义建筑中高等艺术和技术艺术相融合的趋势[21]。童寯先生在1986年出版的《近百年西方建筑史》中指出森佩尔（当时译为散普尔）“虽然受过古典建筑教育并去巴黎进修，又参观过希腊罗马古迹，但却极端排斥温克尔曼的古典主义”，该书的“新建筑萌芽”（接下来一章是“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节中只列出了两个人，森佩尔就是其中之一[22]。《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的作者肯尼斯·弗兰姆普顿（Kenneth Frampton）在1996年出版的《建构文化研究——论19世纪和20世纪建筑中的建造诗学》（Studies in Teconic Culture—The Peotics of Construction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Architecture，下文简称《建构文化研究》）[23]中，又将森佩尔建筑理论作为20世纪建筑实践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样在1996年出版的英文版《风格论》前言中，马尔格雷夫认为该书对现代建筑的空间概念和金属结构形式有着预示作用[24]，并将该书和《物种起源》以及《资本论》并列，将它们称做在各自领域中的里程碑著作。2004年，米切尔·席沃扎（Mitchell Schwarzer）在“建筑学的建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Architectural Tectonics）[25]讲座中，将森佩尔的建构理论视做19世纪在寻求建筑发展新方向上走得最远的理论。2011年，戴维·莱瑟巴罗（David Leatherbarrow）则不仅讨论了森佩尔对现代主义建筑师的影响，还将其影响范围扩至当今：“森佩尔的思考影响了其后几十年甚至是直至今天的建筑思想。那些在作品中体现了他的影响痕迹的建筑师包括：在20世纪初期，有瓦格纳、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1870—1933年）、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年）、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1880—1938年）以及路易·沙利文（Louis Sullivan，1856—1924年）；在当代，则有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de Meuron）、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和让·努维尔（Jean Nouvel）等。虽然还有两位与他同时代的欧洲理论家——法国的维奥莱-勒-迪克（Viollet-le-Duc，Eugene-Emmanuel，1814—1879年）和英国的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同样很有影响，但是，他们却无人能够像森佩尔那样，对后世具有如此绵延持久的影响力。”[26]对于森佩尔和当代建筑师的关系，莱瑟巴罗进一步指出，它们的关联在于：“森佩尔对于‘面饰’（dressing）的关注，几乎等同于今日建筑师们对‘最终表面’（finishing）的兴趣。”[27](www.xing528.com)

显然，关于森佩尔建筑理论的历史定位存在着诸多争议。不仅不同的人观点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甚至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的观点也存在差异。总体而言，这些争议可以归结为两类立场相对的观点。一种认为，森佩尔建筑理论对现代主义建筑无关紧要，甚至走向现代主义建筑的反面，回退到古典时期。另一种却认为，森佩尔建筑理论开创了新的建筑思想，不仅对现代主义建筑起着重要的预示作用，还直接影响早期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甚至是19世纪影响力最深远的建筑理论。更概括地说，前者认为森佩尔建筑理论和历史发展方向相逆，后者认为森佩尔建筑理论和历史发展方向相符甚或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