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生是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活动主体，是改善我国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需要作出努力的重要内在因素。美、英、德三国的高校学生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自我自由择业的局面，面对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环境，他们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坦然从容和努力进取的精神风貌。美国高校学生在劳工部、高等学校、中介机构和用人单位协同创造的就业环境中，及早制定职业规划，加强职业能力培养，自主择业，勇于创业；英国高校学生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借助学校的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部、就业和养老金部的职业介绍中心、人际关系网络等外部力量，获取工作机会，找到相应的职业；德国高校学生在就业中突出“自我负责”，在求职过程中自主决策，没有依赖心理，敢于竞争，富有创新意识，越来越受到就业市场的欢迎。三个国家的高校学生大都将高校的学习生涯看作是自己步入社会前的知识积累和职业准备，把高校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看作是职业实践和社会经验的积累，将自己融入社会分层流动的过程看作是循序渐进的活动。借鉴美、英、德三国高校学生促进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经验，我国高校学生在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中需要不断提高流升意识。流升意识是指社会成员通过社会流动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提升社会地位的思想观念，是现代人必备的基本思想意识。我国高校学生要打破“初职定终身”的传统职业观念，加强专业学习，提高实践能力，克服依赖心理，增强竞争意识，在求职就业中走向建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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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威斯康辛思想”是威斯康辛州立大学校长查尔斯·范·海斯（Charles Riehard Van Hise）提出的一种以直接服务社会为核心的大学办学思想。1904—1918年，他任威斯康辛州立大学校长期间，对学校进行了社会服务取向的大力改革，以教学、科研为基础，通过培养人才和输送知识两条渠道，着力发挥学校为所在地区服务的职能作用，有效促进了全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威斯康辛思想在美国高等院校中引起强烈反响，为众多州立大学、私立学院接受和效仿。到20世纪初期，连素来具有优秀学术传统并自视清高的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常春藤联合会”中的名牌大学也受此影响，将“为社会服务”作为职能之一。
[8]“康奈尔计划”是康奈尔大学制订实施的一项利用学校资源为纽约州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计划。作为一所根据《莫里尔法案》建立起来的“赠地学院”，康奈尔大学立足当地“农”、“工”实际开设学科、专业，有目的、有计划地服务地方农业发展和工业改革，有力拉动了纽约州的经济增长，也对全美的农业生物技术、机械制造与工程等领域起到了辐射带动作用。
[9]《军人权利法案》又称《1944年军事人员再适应法案》（the Servicemen'Readjustment Act of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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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世纪80—90年代，美国贸易赤字攀升，出口产品中高科技产品比重增速缓慢，而进口产品中高科技产品比重增速迅猛。美国大学入学委员会调查显示，1963—1980年大学新生入学的语文、数学成绩下降了40—50分，学术性向测验成绩优秀的学生人数和比例明显下降；许多公立高校不得不开设数学、科学、阅读、写作等补习课程，80年代初数学补习时间占到该门课程的四分之一。卡内基基金会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本科教育与西欧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甚至不如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作为知识创新源头的美国大学受到社会广泛质疑，公众普遍认为美国大学国际竞争力正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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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965年4月27日，英国教育和科学部大臣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在演说中宣布高等教育实施“双重制”（Binary System，也称“双元制”）。按照双重制，英国高等教育被分成以大学为代表的自治部门与以技术学院和教育学院为代表的公共部门两部分。大学在上层，自行治理，可以获得联邦政府资助，且有学位授予权；其他院校在下层，属地方管理，经费由地方资助，且无学位授予权。双重制出台后招致一片批评声，克罗斯兰本人在5年后的一次谈话中也承认“犯了一个令人吃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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