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离不开社会的参与,社会成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个体或组织通过支持高等院校建设、评估高等教育质量和帮助高校学生就业来增强高等教育分流对社会分层流动的积极影响。
首先,社会成员通过捐助高等教育事业来增强高等教育分流对社会分层流动的影响。美国素有社会捐助高等院校建设的传统,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的规范。从约翰·哈佛捐赠一半家产和400册藏书建设哈佛学院,到李兰德·斯坦福捐赠数百万美元和8180英亩农场用地兴建斯坦福大学,美国社会捐助高等教育事业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文化。无论是公立高等院校还是私立高等院校,来自社会个体和企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的捐助都是其收入的重要经费来源。据美国教育资助委员会(Council for Aid to Education)统计,1993—1994年度的社会捐赠分别占公立高等院校和私立高等院校经费来源的4.6%和13.5%,2000—2001年度的捐赠收入占公立高等院校收入来源的5.8%,仅次于联邦政府的财政拨款而超过了地方政府的拨款总额,成为公立高等院校的第五大收入来源。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美国高等院校捐赠收入呈现出整体递增的态势。2002—2003年度高等院校社会捐赠总额达239亿美元,其中基金会捐赠占26%,成为第一捐赠大户,校友捐赠达66亿美元,成为重要的捐赠主体[24]。2006—2007年度美国高等院校获得的捐赠增至297.5亿美元,比2005—2006年度增加了6.3%,连续4年保持了增长势头。在30多年时间内,捐赠及其基金收入所占全美高等院校收入总额的比例始终保持在8%左右[25]。在具体高等院校中,哈佛大学拥有的各种捐助基金会多达7700个,是全美高校中获得捐款最多的大学[26];耶鲁大学近年来社会捐助总额增幅较大,捐赠收入占学校总经费的比例高达28%[27]。高等院校在获得社会捐助的过程中,设立专门的运行机构,建立健全捐助制度,大都将捐助经费有效地用在了学校的事业建设上。社会捐助促进了高等院校的发展,为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其次,社会成员通过评估高等教育质量来增强高等教育分流对社会分层流动的影响。作为对于高等院校质量关注最早的西方国家之一,美国最初的高等教育认证机构来自民间社会成员的自为组织。19世纪晚期,美国成立的六个地区性认证协会就是民间自愿的、非政府和非营利的机构,它们在高校认证上得出的结论对高校发展和联邦拨款发挥着重要影响[28]。直到1949年,美国才成立了一个负责全面协调高等教育认证的全国性的机构——国家认证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f Accreditation),历经种种变化,1996年成立了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简称CHEA)[29]。然而,从性质上看,这些全国性认证机构仍然是官方认可的民间机构[30]。全美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以评估中介机构资格为主要任务,属于民间性元评估机构,理事会由高校校长、学校代表和公众代表等15人组成,拥有3200所大学和学院的会员。全美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的宗旨是通过对正式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资格认可来改善高等教育质量,从而最终服务于学生、家长、高校、捐助者、政府和雇主。联邦政府并不直接参与到高等教育机构认证活动中,而是根据法律规定对不同类型认证机构进行评估和认可,以确保认证机构及其活动的质量。民间认证机构开展质量评估的主要形式是合格评估,包括学校层面的合格评估和专业层面的合格评估两种。学校层面的评估倾向于学校管理方面,重点对学校制度(包括目标、资金、资源和管理等)、教育质量(包括目标定位、学习资源、学生成绩、学生就业等)和科研质量(包括教师和学生出版的著作、发表的文章、参加的学术活动和获得的科研奖项等)进行评估。专业层面的评估则倾向于学科的学术价值方面,重点对课程、教学、研究人员的具体情况、教职工的发展状况和学生的学业情况等进行评估[31]。除了资格认证外,大学排行是美国高等教育质量民间评估的又一重要形式。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稀有资源和昂贵投资,社会个体及其家庭寻求有效鉴别信息的消费需求导致了民间大学排行系统的产生和发展[32]。据统计,西方国家有100多种大学指南和排行系统,有关大学排行的书籍、期刊和杂志每年能卖出670多万册。其中《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杂志每年能卖出大约220万册,有1100多万人阅读了它[33]。在美国,每年有40多万的准大学生及其父母在选择大学时参考大学排行,他们倾向于接受大学排行提出的标准,并依据这些标准作出选择[34]。由社会成员自主进行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推动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改进和提高,维护了高等教育的社会声誉和地位,增强了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作用。(www.xing528.com)
再次,社会成员通过帮助高校学生就业来增强高等教育分流对社会分层流动的影响。高校学生的职业选择是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直接体现,社会成员及其组织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社会中介机构在高校学生就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有许多非营利性就业中介组织,它们在高校学生和用人单位、高等院校与用人单位之间从事与就业相关的业务。其中于1956年成立的全美高等院校和雇佣客主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Employer,简称NACE)最为著名,是美国人力资源信息的主要提供者。目前,NACE吸纳了1800多家高等院校和1900多家用人单位作为会员,每年向大约100万名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NACE的宗旨是为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穿针引线,帮助高校毕业生找到满意的工作,帮助用人单位制订有效的招聘计划并为其提供优秀的人选。NACE依托网站NACEWEB每季度对高校新毕业生工资状况进行调查,借助季刊、半月刊和网站等即时通信手段向会员免费提供信息。NACE每年还对就业市场的供求现状、各种职业发展前景、求职和招聘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等进行调查分析,以调查报告或内刊的形式通过最新数字比较向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提供动态资料。在NACE的帮助下,每年都有数千家用人单位招聘到了合适的人才,数十万高校学生选择到了对自己发展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在高校学生就业中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美国用人单位大多注重强化用人机制的务实高效性,促进了社会人才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大大提高了高校毕业生的择业效率。美国用人单位大都重视高校学生的实践经验,并积极为高校学生的专业实习和假期实践创造条件,提供具体支持。例如,大多数用人单位愿意为高校学生提供带薪实习机会,有些单位还为高校学生提供与新聘员工相近的工资;高校则和企业通过CO—OP方式进行合作互动,包括大学本科阶段的合作和研究生阶段的合作。以本科阶段为例,学生通过大学前两年的基础教育后,如果愿意加入到CO—OP合作方案中来,就可以延长学习时间。企业和大学制定有共同协议,学生经过面试后便可加入这个项目。该项目有的免费,有的收费,实习成绩可折算为学分,成为高校学生毕业总学分的一部分。在半年至一年的实习和实践过程中,用人单位已经考察了这些高校学生,学生也将用人单位的工作流程熟练掌握。当学生毕业后,用人单位就可以直接录取学生上岗工作[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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