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分流对社会分层流动的影响

在高等教育分流的学生来源上，我们选取高校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前的家庭源地、家庭收入、父亲职业、母亲职业、父亲学历和母亲学历六个方面来认识。在社会分层流动上，我们选取全省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教育系统、企业系统高校毕业生的职业岗位、现职属地、现职收入和社会权力四个方面来分析。

1.高等教育分流使得来自村镇的社会成员获得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

从四个职业系统就职的高校毕业生家庭源地看，目前H省国家管理干部中的63.43％（425人）、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中的48.83％（210人）、专业技术人员中的71.79％（560人）、职员和工人中的57.94％（230人）都来自农村和小城镇，来自地级城市和省会城市的仅占40.00％左右（见表3-4）；在地级城市的就职人员中，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占到了57.90％（330人），在省会城市的就职人员中他们也占到了53.63％（295人）（见表3-5）；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就职人员在所有中等收入群体中占63.54％（610人），在中上等和上等收入群体中也平均占到了53.00％以上（见表3-6）；在社会权力的分布上，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就职人员在科级干部和中级职称中占68.88％（675人），在处级以上干部和副高级以上职称中也占57.00％以上（见表3-7）。表3-4至表3-7说明，H省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教育系统和企业系统中来自村镇的成员比例平均已经达到了53.00％以上，高等教育分流使得来自村镇的社会成员获得了比来自城市的社会成员更多的向上流动职位，享有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

通过访谈了解到，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在高校招生上对农村出身的社会成员予以政策倾斜，注重培养“根正苗红”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二是来自村镇的社会成员大都把“上大学”作为跳出“农门”的主要途径，并受到家庭多代人的期望和鼓励；三是我国农村和小城镇人口众多，村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很大，历史回溯中村镇人口比例呈现逆向递增的状态。

表3-4　高校毕业生家庭源地影响职业岗位的问卷调查状况

表3-5　高校毕业生家庭源地影响现职属地的问卷调查状况

表3-6　高校毕业生家庭源地影响现职收入的问卷调查状况

表3-7　高校毕业生家庭源地影响社会权力的问卷调查状况

2.高等教育分流使得来自低等收入家庭的社会成员获得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

从四个职业系统就职的高校毕业生家庭收入看，目前H省国家管理干部中的61.04％（409人）、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中的56.51％（243人）、专业技术人员中的62.06％（484人）、职员和工人中的63.22％（251人）都来自下等和中下等家庭，来自中等、中上等和上等家庭的仅占40.00％左右（见表3-8）；在地级城市的就职人员中来自下等和中下等家庭的占到了51.75％（195人），在省会城市的就职人员中他们也占到了50.90％（280人）（见表3-9）；来自下等和中下等家庭的就职人员在所有中等收入群体中占65.63％（630人），在中上等和上等收入群体中也平均占到了54.00％（见表3-10）；在社会权力的分布上，来自下等和中下等家庭的就职人员在科级干部和中级职称中占62.25％（610人），在处级以上干部和副高级以上职称中也占57.00％以上（见表3-11）。表3-8至表3-11说明，H省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教育系统和企业系统中来自中等收入以下家庭的成员比例已经平均达到了56.00％以上，高等教育分流使得来自下等和中下等收入家庭的社会成员获得了比来自中等、中上等和上等收入家庭的社会成员更多的向上流动职位，享有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

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我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实行免费高等教育政策，大学生不但不交学费，而且享受生活补贴，在许多低收入者眼里，“上大学”就可以“衣食无忧”了；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逐渐建立健全高校学生贷款和资助体系，有效保障了低收入家庭子女能够上得起学；三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不发达，低收入人口众多，低收入家庭及其子女都将上大学作为摆脱困境的重要出路。

表3-8　高校毕业生家庭收入影响职业岗位的问卷调查状况

表3-9　高校毕业生家庭收入影响现职属地的问卷调查状况

表3-10　高校毕业生家庭收入影响现职收入的问卷调查状况

表3-11　高校毕业生家庭收入影响社会权力的问卷调查状况

3.高等教育分流使得父职为低阶层职业的社会成员获得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

从四个职业系统就职的高校毕业生父亲职业看，目前H省国家管理干部中的79.10％（530人）、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中的75.59％（325人）来自失业、无业、农民、农民工、职员、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父职家庭，专业技术人员中的74.36％（580人）来自失业、无业、农民、农民工、职员和工人的父职家庭，职员和工人中的52.14％（207人）来自失业、无业、农民和农民工的父职家庭（见表3-12）；在地级城市的就职人员中来自父职属失业、无业、农民、农民工、职员和工人类别的占到了64.91％（370人），在省会城市的就职人员中来自父职属失业、无业、农民、农民工、职员和工人类别的也占到了59.09％（325人）（见表3-13）；来自父职属失业、无业、农民、农民工、职员和工人类别的就职人员在所有中等收入群体中占67.71％（650人），在中上等和上等收入群体中也都占到54.00％以上（见表3-14）；在社会权力的分布上，来自父职属失业、无业、农民、农民工、职员和工人类别的就职人员在科级干部和中级职称中占72.45％（710人），在处级以上干部和副高级以上职称中也均占60.00％以上（见表3-15）。表3-12至表3-15说明，H省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教育系统和企业系统中来自父职属失业、无业、农民、农民工、职员和工人类别的成员比例已经平均达到了60.00％以上，高等教育分流使得来自父职属失业、无业、农民、农民工、职员和工人类别的社会成员获得了比来自父职属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干部的社会成员更多的向上流动职位，享有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

我们通过访谈了解到，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高校学生统一分配，考上大学就意味着端上了国家“饭碗”，找到了终身工作，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低阶层职业家庭及其子女梦寐以求的事情；二是我国在市场经济时期，国家指导高校学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高校学生在社会就业中仍然处于优势地位，接受高等教育仍是低阶层职业家庭及其子女孜孜以求的就业途径；三是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农业大国，我国农民、农民工、职员、工人、失业和无业职业类别的社会成员比例较高，基数较大，他们的子女是已接受高等教育的各种社会群体的主要成员。

表3-12　高校毕业生父亲职业影响职业岗位的问卷调查状况

表3-13　高校毕业生父亲职业影响现职属地的问卷调查状况

表3-14　高校毕业生父亲职业影响现职收入的问卷调查状况

表3-15　高校毕业生父亲职业影响社会权力的问卷调查状况(www.xing528.com)

4.高等教育分流使得母职为低阶层职业的社会成员获得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

从四个职业系统就职的高校毕业生母亲职业看，目前H省国家管理干部中的85.07％（570人）、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中的74.42％（320人）来自失业、无业、农民、农民工、职员、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母职家庭，专业技术人员中的70.51％（550人）来自失业、无业、农民、农民工、职员和工人的母职家庭，职员和工人中的52.14％（207人）来自失业、无业、农民和农民工的母职家庭（见表3-16）；在地级城市的就职人员中来自母职属失业、无业、农民、农民工、职员和工人类别的占到了61.41％（350人），在省会城市的就职人员中来自母职属失业、无业、农民、农民工、职员和工人类别的也占到了61.82％（340人）（见表3-17）；来自母职属失业、无业、农民、农民工、职员和工人类别的就职人员在所有中等收入群体中占67.70％（650人），在中上等和上等收入群体中也平均占到59.00％以上（见表3-18）；在社会权力的分布上，来自母职属失业、无业、农民、农民工、职员和工人类别的就职人员在科级干部和中级职称中占73.47％（720人），在处级以上干部和副高级以上职称中也占60.00％以上（见表3-19）。表3-16至表3-19说明，H省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教育系统和企业系统中来自母职属失业、无业、农民、农民工、职员和工人类别的成员比例已经平均达到了60.00％以上，高等教育分流使得来自母职属失业、无业、农民、农民工、职员和工人类别的社会成员获得了比来自母职属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干部的社会成员更多的向上流动职位，享有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

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时期，与父亲相比，母亲更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找到一份较为体面的工作，实现家庭的理想和愿望，改变父母甚至家庭几代人的职业窘境；二是受传统社会“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高校学生的母亲一代在社会上从事较高阶层职业工作的人很少，年龄偏大的高校毕业生的母亲在社会上从事较高阶层职业工作的人更少，而身为农民、农民工、职员、工人、失业和无业职业类别者人数最多，比例最大；三是高校学生自身大多都怀有改变家庭低阶层职业处境的志向，并且将这种志向化为学习行动，坚持不懈，终有所成。

表3-16　高校毕业生母亲职业影响职业岗位的问卷调查状况

表3-17　高校毕业生母亲职业影响现职属地的问卷调查状况

表3-18　高校毕业生母亲职业影响现职收入的问卷调查状况

表3-19　高校毕业生母亲职业影响社会权力的问卷调查状况

5.高等教育分流使得父亲为低学历的社会成员获得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

从四个职业系统就职的高校毕业生父亲学历看，目前H省国家管理干部中的50.15％（336人）、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中的52.10％（224人）、专业技术人员中的71.41％（557人）、职员和工人中的53.15％（211人）都来自父亲学历为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的家庭（见表3-20）；在地级城市的就职人员中父亲学历为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的占到了50.88％（290人），在省会城市的就职人员中父亲学历为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的也占到了50.00％（275人）（见表3-21）；父亲学历为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的就职人员在所有中等收入群体中占59.38％（570人），在中上等和上等收入群体中也平均占到54.00％（见表3-22）；在社会权力的分布上，父亲学历为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的就职人员在科级干部和中级职称中占53.27％（522人），在处级以上干部和副高级以上职称中则占到56.00％以上（见表3-23）。表3-20至表3-23说明，H省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教育系统和企业系统中父亲学历为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的成员比例已经平均达到了50.00％以上，高等教育分流使得父亲学历为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的社会成员获得了比父亲学历为专科、本科及以上的社会成员更多的向上流动职位，享有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

我们通过访谈了解到，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有更多高等教育学历者投身国家各项事业建设，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各种职业岗位提出了更高的知识和学历要求；二是受旧中国落后经济文化的影响，高校毕业生的父亲一代拥有较高学历的人很少，年龄偏大的高校毕业生的父亲拥有较高学历的人更少，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学历者人数众多，人口比例较大；三是低学历的父亲一代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享有向上流动的优势，并鼓励和支持子女在学业上不断进步、在事业上不断奋进。

表3-20　高校毕业生父亲学历影响职业岗位的问卷调查状况

表3-21　高校毕业生父亲学历影响现职属地的问卷调查状况

表3-22　高校毕业生父亲学历影响现职收入的问卷调查状况

表3-23　高校毕业生父亲学历影响社会权力的问卷调查状况

6.高等教育分流使得母亲为低学历的社会成员获得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

从四个职业系统就职的高校毕业生母亲学历看，目前H省国家管理干部中的62.09％（416人）、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中的50.93％（219人）、专业技术人员中的69.23％（540人）、职员和工人中的53.65％（213人）都来自母亲学历为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的家庭（见表3-24）；在地级城市的就职人员中母亲学历为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的占到了50.88％（290人），在省会城市的就职人员中母亲学历为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的也占到了50.00％（275人）（见表3-25）；母亲学历为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的就职人员在所有中等收入群体中占61.98％（595人），在中上等和上等收入群体中也平均占到54.00％（见表3-26）；在社会权力的分布上，母亲学历为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的就职人员在科级干部和中级职称中占52.86％（518人），在处级以上干部和副高级以上职称中则平均占65.00％以上（见表3-27）。表3-24至表3-27说明，H省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教育系统和企业系统中母亲学历为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的成员比例已经平均达到了50.00％以上，高等教育分流使得母亲学历为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的社会成员获得了比母亲学历为专科、本科及以上的社会成员更多的向上流动职位，享有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

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受传统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的影响，高校学生母亲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父亲一代更少，低学历人口比重在社会上偏大；二是在社会优势职业对学历要求日益增高的形势下，高校学生母亲期望子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谋得一份有利于向社会上层攀升的工作；三是与父亲相比，母亲在高校学生大学前的学业督导上普遍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倾注了更大的心血，并对其职业选择和日后工作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表3-24　高校毕业生母亲学历影响职业岗位的问卷调查状况

表3-25　高校毕业生母亲学历影响现职属地的问卷调查状况

表3-26　高校毕业生母亲学历影响现职收入的问卷调查状况

表3-27　高校毕业生母亲学历影响社会权力的问卷调查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