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流动理论及影响研究

现有的社会分层流动理论侧重社会分层理论和社会流动理论，以西方理论为代表。社会分层理论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有以马克思（德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以马克斯·韦伯（德国）为代表的三位一体分层理论和以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意大利）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理论；社会流动理论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有索罗金（美籍俄裔）的社会流动研究、利普赛特和本迪克斯（美国）的社会流动研究以及布劳和邓肯（美国）的社会流动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建立在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之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分层研究的伟大成果，对我们今天研究社会分层结构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使用单一的经济指标划分阶级，认为经济关系包括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及支配社会财富的情况，正如列宁所说，阶级“就是这样一些人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31]。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剩余产品、形成私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同一阶级的社会成员在阶级意识的作用下，认清共同利益，组织起来，就会表现出巨大的阶级力量；私有制社会中的基本阶级关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集中体现，阶级斗争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现象是同生产力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历史现象，将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私有制的逐渐铲除而最终消亡。

作为社会分层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斯·韦伯提出了描述社会差异的三位一体分层理论。他认为，社会结构是多层面的统一体，经济虽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除经济标准（财富和收入）之外，社会标准（声望）和政治标准（权力）同样重要；社会分层是三位一体的，应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就是其阶级地位，是指社会成员个体或群体在商品市场上拥有的机会，主要取决于社会成员获得的货币量多少，而不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声望地位是指根据涉及出身门第、教育水平、仪表风度、生活方式等评价因素的社会公认评价体系，社会成员在从肯定到否定高低有序的排列阶梯中所处的位置，是社会成员社会影响的外显；权力地位是根据社会成员是否拥有为实现自身意志而无视他人意愿、支配他人行为的能力及能力大小确定的，表现在科层组织管理部门中各种管理职位的安排上，反映了政治领域的不平等。许多社会学家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模式及其理论，提出了新的社会分层理论。譬如：三个阶级论，即根据财富、收入、权力、声望等一系列指标，将社会成员分为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六个或九个阶层论，即增加住房状况、教育程度、宗教信仰、衣着方式等具体指标，将上、中、下三个阶级又细分为上、下两层或上、中、下三层；两个阶级论，即依据职业或工作的性质，将社会成员分为蓝领阶级和白领阶级[32]。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从社会成员地位世代变化的角度出发提出社会精英理论，成为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另一位杰出代表。他认为，社会分层结构是普遍存在的，但它内部的上层成员和下层成员并非固定不变。在传统农业社会里，等级结构相对封闭稳定；而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创新、竞争和变革成为时代精神，社会成员终身或世袭的地位不复存在。在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看来，社会成员的地位和阶层归属既来自后天的教导和劳作，又取决于他们天生的禀赋和能力；那些具有特殊素质和才干的社会成员是社会的精英人物，他们散布于社会的各个集团之中，位于社会成员层级中的高端；具有上层身份的社会成员即使出身有名望的贵族，如果天赋愚蠢笨拙，生性懒惰僵化，也会沦落为社会下层。根据天赋能力的自然条件和掌权与否的社会差异，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将社会成员分为执政精英和执政庸才、非执政精英和芸芸众生四类（如图2-1所示），认为只有当执政阶层社会成员的能力、才干平均值高于非执政阶层社会成员时，一个社会才会稳定，而要保持这样的态势就必须借助于社会阶层之间的精英循环，即非执政阶层中的社会精英成员上升为执政者，执政阶层中的社会庸才成员下降为非执政者；没有社会阶层的下行循环，执政阶层的社会成员就有可能聚集起来一大批腐败分子，使得整个执政阶层的能力、才干平均值大大下降，统治地位受到威胁和动摇；社会阶层的上行循环通道不畅或堵塞，非执政阶层社会成员的能力、才干平均值就可能通过积累而上升，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会联合起来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导致社会冲突的根源不是阶级对立，而是社会阶层精英循环条件和机制的缺乏[33]。帕累托社会精英、循环、理政如图2-1所示。

图2-1　帕累托社会精英循环图

作为社会流动理论的奠基人，索罗金起初从较为宽泛的社会学意义上来理解社会流动，认为社会流动由社会人口、社会环境及父母与子女之间天赋能力的差别引起，是指一个社会主体或一个社会客体、抑或一种社会价值（由人类活动创造或改造的任何东西）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的任何转变[34]。索罗金将社会流动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两种基本形式，认为水平流动是一个社会主体或社会客体在同一水平层次上从一个社会群体向另一个社会群体的流动；垂直流动是一个社会主体或社会客体从一种社会阶层向另一种社会阶层的转变，包括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他从经济（财富）、政治（权力）和职业三个维度来区分社会结构中社会成员的不平等状况，着重运用阶层理论从个体视角研究社会成员的垂直流动，以观察社会个体和社会群体在社会等级秩序中的地位变化。索罗金研究发现，开放的工业社会比封闭的传统社会垂直流动更为频繁，并且呈现出如下特点：同一阶层中父母和子女的职业类型扩散程度较高，同一家庭的子女大多分散于不同的职业群体；所有职业群体都由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成员构成，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社会差异逐渐缩小；社会成员子女垂直流动的渐次过渡性明显，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女的职业地位影响较大；社会分层体系的中间阶层比两端稳定，等级位置相似或相近的职业群体更容易交换社会成员[35]。通过大量实证资料分析，索罗金发现18世纪以来的社会流动率直线攀升，社会流动与社会发展呈正相关关系。索罗金认为，社会流动是稳定社会制度的安全阀，它给处于社会底层的社会成员提供了破坏和重构现行社会制度的机会，对于下层社会成员释放不满情绪、变革社会制度具有积极作用[36]。(www.xing528.com)

利普赛特和本迪克斯是在索罗金社会流动理论基础上以经验资料验证社会流动理论的社会学家，提出了社会流动研究的四个步骤：首先，社会流动要研究社会个体生涯起点与当前地位之间的关系，分析社会个体在社会流动中的地位变化；其次，社会流动要研究社会继承与流动方式之间的关系，探讨社会个体出身对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获得、社会人际交往、社会流动动机的影响和作用；再次，社会流动要研究社会个体的流动过程，从社会个体的职业流动历史中分析其当前地位与起始地位的关系；最后，社会流动要研究社会个体的流动结果，判断社会个体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流动量大小和方向。通过实证考察，他们认为直接影响社会流动率的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即社会个体能够得到的地位空间数量、人口出生率、职业等级变化、社会个体可以继承的社会位置数量和有关社会流动法律限制的变化。在利普赛特和本迪克斯看来，工业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白领位置数上升，蓝领位置数下降，社会成员向上垂直流动的机会不断增多；经济持续增长为社会成员向上流动创造了更多的工作位置，而工业国的人口出生率较低，影响了社会流动率的变化；工业社会的职业声望及其社会等级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波动，社会个体可能在工作不变的情况下流动到社会瞩目的地位；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结构中能够被子女继承的位置不断减少，社会个体只有凭借自己的努力才能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工业化国家逐渐取消有关限制社会成员流动的法律，允许人们自由选择职业，为社会个体向上流动提供了条件[37]。在受教育程度与职业获得的关系上，利普赛特和本迪克斯调查认为，来自社会低阶层家庭的子女接受学校教育的年限相对较短，而来自社会高阶层家庭的子女接受学校教育的年限相对较长；只有高中学历的社会成员大多在体力劳动中度过一生，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成员则大都在非体力劳动中度过一生；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大多仍旧从事体力劳动，只有学院教育能使体力劳动者的子女进入劳动市场中的中等阶级职业；优越的家庭背景可以使子女接受较长时间的学校教育，从而使子女拥有获得较好职业的机会；贫寒的家庭背景则使子女无法完成足够的学校教育，进而使子女无法找到向上流动的理想职位。利普赛特和本迪克斯认为，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城市化、工业化和阶层化紧密相连，随着这些过程的加剧，社会个体的流动率将不断提高[38]。

布劳和邓肯对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职业流动和个人地位获得模型两个方面，并取得了划时代的研究成果。他们将美国职业结构划分为17种类别[39]，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代际和代内的职业流动分析，认为职业继承仍在较大范围内存在，社会流动比较普遍；社会成员的向上流动比向下流动更为广泛，地位等级制中比较靠近的两个职业间的社会成员流动较多。布劳和邓肯研究发现，美国职业结构中的社会成员流动并非均匀分布在不同的职业层次上，而是一般固定在最低的白领阶层和最低的蓝领阶层中，位于这两个阶层分界线之上的群体拥有较高的流入率和流出率，流入的社会成员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流出的社会成员主要流向较高的社会阶层；在美国的社会成员流动中，高等教育为处于劣势的较低社会阶层成员提供了多阶层跨越的长距离向上流动机会，使大约10％的体力劳动者子女获得了社会精英的地位[40]。布劳和邓肯研究社会流动并不拘泥于职业流动结构及其趋势的分析，而是在探究职业流动和个人成功的影响因素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成员的地位实现模型（如图2-2所示）。他们认为，在现代工业化社会里，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要受到父亲职业地位、父亲受教育程度、本人受教育程度、本人初职和本人现职五个人生周期中顺序出现的获致性因素影响；在这五个变量因素中，父亲职业地位和父亲受教育程度是影响社会成员获得职业地位的外生变量，本人受教育程度、本人初职和本人现职是决定社会成员获得职业地位的内生变量，其中本人受教育程度在美国对社会成员职业地位的影响最大，本人初职的影响次之，父亲职业地位和父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最小[41]。

图2-2　布劳和邓肯提出的美国社会成员地位获得模型图

此外，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认为高等教育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挥着维护社会制度平衡的作用[42]，以柯林斯为代表的冲突主义学派认为高等教育是社会不同阶层成员为获得特殊身份而争夺的重要利益对象[43]。上述西方社会分层和流动理论对我们科学划分社会阶层，分析每一阶层社会成员的特征，认识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考察社会个体和社会阶层在社会流动中的变化，开展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和借鉴价值；也有助于我们以此为起点，进一步探讨社会分层流动的相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