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但史著数量大增，而且史著门类也在不断扩大，有通史，有断代，有纪传，有编年，还有传记、史注和方志等，而其中尤以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和脱离纪传体而独立成书的人物传记为最多、最发达。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史记》《汉书》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九品中正制的实行所引发的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的直接刺激。我们知道，继两汉“察举”“征辟”的选举制度以后，曹魏以来各朝相继实行“九品中正制”。该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政府官员中选择所谓“贤有识鉴”的人物，按其籍贯兼任本州郡的大小中正，负责评定散处在各地的本州郡人物，依德行、才能分为九等，亦即九品，作为吏部选官的依据。这种制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对被选拔的士人都要进行一番评论。要评论，势必对人物进行褒贬。这种政治上评论人物的要求，反映在史学领域里则是褒贬人物的史学思想风靡史坛。而这一史学思想直接促使编写人物传记之风的盛行。当时社会上评价史家长短得失，也大都立足于人物传记。特别是朝廷还以撰述人物传记来课试史官之才识，“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7]。因此，人物传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空前发展。许多史家一意致力于人物传记的写作，对于表和志往往不甚重视，陈寿的《三国志》就是一部典型的代表作。再就纪传体史书的数量来看，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两汉时仅为三部，而西晋一代增至八部，迄梁则更是多达十部。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摆脱其他内容，叙述人物始末的人物传记得到飞速发展。据姚振宗补《续汉书》艺文志，汉代人物传记有六门五十八部，如刘向《列女传》、赵岐《三辅录》等。其中别传一类达四十一部，各地耆旧传十二部。进入魏晋以后，人物传记大量涌现，据《隋书·经籍志》所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传记有二百一十九种，一千五百〇三卷。清章宗源据各书所记，补出别传一百九十四种，家传一十九种，其他人物传记二十九种，姚振宗又补出三十五种，总凡四百九十六种。若以年代、地区及人物性质划分，这些人物传记可分为历代人物传、时代人物传、地方人物传、隐逸人物传、忠孝人物传、列女人物传、烈士人物传、释氏人物传、列仙人物传、家传、别传等共十一类。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数量宏富，种类繁多，远为两汉所不及，同时也是隋唐以降各朝无法比拟的。遍阅隋唐以后各朝史书之艺文志，所记载的人物传记屈指可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一些帝王也非常重视编写人物传记，如魏文帝撰《列异传》，魏明帝撰《海内先贤传》，特别是梁元帝撰《孝德传》《忠臣传》《显忠录》《丹阳尹传》《怀旧志》《全德志》《同姓名录》，达七部之多。
从上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的大量涌现作为不同于其他各朝的一种独特的史学现象，是这一时期史学发达的重要表现，或者说是史学繁盛的百花园中一枝美丽的奇葩。而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的实施正好是形成这种史学现象的直接原因。(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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