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史学论稿：治国安邦的鉴戒思想

史学是以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规律性为对象的科学。史学所肩负的这一繁重的历史任务便决定了它具有“通古启今”“鉴往知来”这一为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特殊社会功能。在我国，远在上古时期，人们即对此躬行有得。《诗·大雅·文王》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国语》亦云：“人求多闻善败以监戒也。”通过总结历史上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以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鉴戒思想，开始在我国古老的史学园地里孕育成长。战国以后，鉴戒思想成为史学领域里重要的优良传统之一。司马迁撰《史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97]，他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又在《太史公自序》中明确指出，他写某些篇章旨在使“义者有取焉”“智者有采焉”。荀悦著《汉纪》，亦力求有鉴于后，其《目录》云：“中兴以前，—时之事，明君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亦足以监矣。……综往昭来，永监后昆。”公开表明了史书的鉴戒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史以供鉴戒成为一种普遍的史学观象。众多的史家都通过编纂史书来总结经验教训，以期有鉴于当朝统治者，治国安邦的鉴戒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晋司马彪以为：“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98]陈寿作《三国志》，时人盛推其“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99]常璩《华阳国志·序志》云：“博考行故，总厥旧闻。班序州部，区别山川。宪章成败，旌昭仁贤。抑绌虚妄，纠正缪言。显善惩恶，以杜未然。”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撰写《华阳国志》的目的，就是要总结历代治乱成败的经验教训，供人们效法或惩戒。袁宏把史学的功用归结为“通古今”“笃名教”，他在《后汉纪·自序》中说：“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以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瞻，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显然，袁宏认为，史书的根本作用就在于通过总结前代的政治得失，以阐明“名教之本”。为维护当时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而服务。尽管他企图以“笃名教”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有其不足之处，但这种参得失的治史方法倒是值得肯定的。范晔撰《后汉书》，公开声称，旨在“正一代之得失”^[100]，就是要通过记载历史事实，以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实政治服务。基于此，《后汉书》在翔实记载东汉一代历史事实的过程中，以“论”“赞”的形式，总结出许多有益于巩固封建统治的经验与教训。如光武帝的用人之术对巩固中央集权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范晔在《马武传·论》中指出：“故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邓、寇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观其治平临政，课职责咎，将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者乎！”陈何之元以为梁朝的“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遂“究其始终，作《梁典》三十卷”。^[101]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以史为鉴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当推东晋史家干宝。干宝面对当时朝政腐败、纪纲大弛、社会混乱的严酷现实，深为羽翼未丰的东晋政权而担忧，痛感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当朝社会的直接资治作用，他力图把历史特别是前朝的西晋史作为医世之病的一剂良方。于是，他寄诸史籍，形诸笔墨，在著名的《晋纪总论》中从“得”“失”两个方面对西晋一朝治乱成败的经验教训做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两晋时期，朝政腐败，社会矛盾重重。但如果仅就两晋的历史来看，则在西晋宣、景、文、武帝创建时期，尚能不同程度地改良吏治，显擢贤能。而到惠、怀、愍乃至东晋诸帝，大都昏庸无能，他们置国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于不顾，而专事游荡，纵情淫乐。干宝首先从“得”的方面对宣、景、文、武四帝的治绩发表评论，指出：“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硕量，应运而仕，值魏太祖创基之初，筹画军国，嘉谋屡中，遂服舆轸，驱驰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宽绰以容纳，行任数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贤愚咸怀，小大毕力。尔乃取邓艾于农隙，引州泰于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达，东举公孙渊，内夷曹爽，外袭王陵。……世宗承基，太祖继业，军旅屡动，边鄙无亏，于是百姓与能，大象始构矣。玄丰乱内，钦诞寇外，潜谋虽密，而在几必兆，淮浦再扰，而许洛不震，咸黜异图，用融前烈。……至于世祖，遂享皇极，正位居体，重言慎法，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故民惟新，四海悦劝矣。”在这里，干宝煞费苦心地告诫东晋统治者：宣帝知人善任，景、文咸黜不端、克笃前烈，武帝重言慎法、仁俭并施、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是他们各自“成功”的“秘诀”所在，恳切期望当政者能够从中受到启迪。接着，干宝从“失”的方面对惠帝一朝的政治进行了猛烈抨击：“武皇既崩，山陵未干，杨骏被诛，母后废黜，朝士旧臣夷灭者数十族。寻以二公楚王之变，宗子无维城之助，而阏伯实沈之郤岁构，师尹无具瞻之贵，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民不见德，唯乱是闻，朝为伊周，夕为桀跖，善恶陷于成败，毁誉胁于势利。”他尖刻地指斥：“二十余年，而河洛为墟，戎羯称制，二帝失尊，何哉？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面对当时“风俗淫僻”“耻尚失所”“陵迈超越”“不拘资次”的民风国势，惠帝非但不改弦易辙，矫历振饬，以挽国祚于危难之中，反而“以放荡之德临之哉”，难怪乎“怀帝承乱之后得位，羁于强臣；愍帝奔播之后，徒厕其虚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通过对惠、怀、愍三帝二十多年历史的分析，干宝得出仁义不施、德治未兴、弃贤用佞、清谈玄言是西晋亡国之因的结论。这也是从反面向东晋统治者提出的拯救危亡的“几味药方”，企图以历史教训使东晋统治者清醒，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据上所述，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鉴戒思想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它以直接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形式出现，表现为对历史上治世的具体措施的探索，是一股以经世实用为核心的史学思潮，与那种对历史人物进行表彰或谴责的褒贬史学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二，就内容而言，在赞其“得”的同时，亦揭露其“失”，并不一味地溢美扬善。

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的社会经历、既得利益、个性气质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人们在人生哲学、生活情趣、审美意识等方面必然存在程度不等的差异。但是，同一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又往往使人们具有某些共通的个性取向、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上述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并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每位史家都具备的，而是多数史家思想因素的总和，是这一时期整个史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方面。就史家个人成就而言，任何一个人都未能全面地超过司马迁。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从总体来看，这个时期的史学思想比起秦汉时期是有很大发展的。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注释】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5页。

[2]《广弘明集》卷五。

[3]《广弘明集》卷五。

[4]《广弘明集》卷五。

[5]孙盛：《老子疑问反讯》。

[6]《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

[7]《三国志·和洽传》注引。

[8]《三国志·陈群传》注引。

[9]《全晋文》卷一百二十七引干宝《山亡论》。

[10]《荆楚岁时记》引干宝《变化论》。

[11]《荆楚岁时记》引干宝《变化论》。

[12]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易注》。

[13]《荆楚岁时记》引干宝《变化论》。

[14]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易注》。

[15]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易注》。

[16]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易注》。

[17]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北京师范大学1964年印本，第67页。

[18]《隋书·经籍志》。

[19]以上引文均见《文选》引陆机《辨亡论》。

[20]孙盛：《与罗君章书》，见《弘明集》卷五。

[21]《三国志·吴主传》注引。

[22]《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

[23]《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

[24]《通典》卷一百三引干宝《驳招魂议》。

[25]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

[26]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

[27]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

[28]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

[29]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

[30]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

[31]孙盛撰，汤球辑：《晋阳秋》，广雅书局丛书本。

[32]干宝：《论晋武帝革命》，见《文选》。

[33]《华阳国志》卷四。

[34]《华阳国志》卷五。

[35]《史通·曲笔》。

[36]《史通·直书》。

[37]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

[38]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39]《史通·曲笔》。

[40]《史通·古今正史》。

[41]赵翼：《三国志多回护》，见《廿二史杞记》。

[42]《史通·曲笔》。

[43]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三。

[44]《北史·魏收传》。

[45]《史通·古今正史》。

[46]赵翼：《魏书多曲笔》，见《廿二史札记》。

[47]《三国志·韦昭传》。

[48]《史通·忤时》。(www.xing528.com)

[49]《晋书·孙盛传》。

[50]《晋书·干宝传》。

[51]《三国志·高贵乡公纪》注引干宝《晋纪》。

[52]《史通·直书》。

[53]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

[54]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

[55]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

[56]《文选·晋纪总论》注引干宝《晋纪》。

[57]章太炎：《略论读史之法》。

[58]赵翼：《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见《廿二史札记》。

[59]《史通·古今正史》。

[60]俱见《魏书·高允传》。

[61]《三国志·臧洪传》。

[62]《后汉纪》卷二十六。

[63]《三国志·赵俨传》注引。

[64]《三国志·何夔传》注引。

[65]《三国志·吴主传》注引。

[66]《三国志·苏则传》注引。

[67]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易注》。

[68]《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干宝《晋纪》。

[69]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

[70]《后汉书·班固传》。

[71][苏联]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0页。

[72]刘汝霖：《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自序》，中华书局1987年版。

[73]《三国志·杜畿附子恕传》。

[74]《文选·晋纪总论》注引刘谦之《晋纪》。

[75]嵇康：《难自然为学论》。

[76]《宋书·臧焘传论》。

[77]王应麟：《杂识》，见《困学纪闻》卷二十。

[78]《颜氏家训·劝学》。

[79]《晋书·范宁传》。

[80]《后汉纪》卷三。

[81]《后汉纪》卷三。

[82]《三国志·高柔传》注引。

[83]《三国志·法正传》注引。

[84]孙盛撰，汤球辑：《晋阳秋》，广雅书局丛书本。

[85]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周官礼类·干氏周易注》。

[86]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

[87]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

[88]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周官礼类·干氏周易注》。

[89]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易注》。

[90]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

[91]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

[92]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

[93]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

[94]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易注》。

[95]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易注》。

[96]《宋书·孝武帝纪·赞》。

[97]《史记·太史公自序》。

[98]《晋书·司马彪传》。

[99]《晋书·陈寿传》。

[100]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

[101]《陈书·文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