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书与曲笔是我国封建史学亘古已有的两种对立的传统，同时也是封建史学最根本的矛盾之一。由于前者在于把真实的历史传之后世，真正发挥史书的教诫作用，当然要善恶必书，这就难免暴露统治者的丑恶行为，以违忤他们的意志而使得祸戮及身。春秋时齐太史即因书“崔杼刹其君”，便为杼所杀。相反，后者是要秉承统治者的旨意，明知真相，偏作伪辞，把历史作为实用的伦理教科书，自然会获得当局者的赞扬和捧场。因此，在古代封建社会，“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35]随着历史的发展，史学中的曲笔之风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史家据事直书，是要冒风险的，其后果不是“身膏斧钺，取笑当时”，便是“书填坑窖，无闻后代”[36]。诚如韩愈所云：“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懼而轻为之哉？”[37]尽管也有像南史氏、董狐、司马迁那样申其强颈之风的史学家，但毕竟是少数。一般的史家则是慑于统治阶级的淫威，看风使舵，出卖灵魂，不惜颠倒是非，篡改史实，以获取功名利禄。如果说直书与曲笔是我国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史学现象，那么这一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这一时期，“朝代更迭频繁，政治斗争激烈，写史是一件在政治上相当尖锐的工作。”[38]这对每个史家都是严峻的考验，要么直书受讥，要么曲笔求全，直书与曲笔的斗争表现得甚为激烈。而曲笔之风一时尤盛。这又是由于自曹魏以来，各朝相继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该制度的重点在于品评人物。既然对所选拔的士人都要进行一番评论，那么相应地也就离不开褒贬，由此促使褒贬人物的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恶劣作风比较普遍。一些史家在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害的问题上很难据事直书，往往是“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39]王沈《魏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40]。陈寿《三国志》，曲笔颇多，回护过甚，每每替魏晋统治者隐恶溢美，致使一些历史记载失实。如高贵乡公曹髦本为司马昭之党羽成济所杀，但《三国志·高贵乡公纪》只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且载一司马昭之奏议。这样，在陈寿笔下，司马昭这一刹君的罪魁祸首俨然成为一讨贼之功臣。赵翼曾就此愤然指出：“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41]又如，陈寿撰《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凡魏、蜀之间的战争，魏胜则大书特书，蜀胜却只字不提。这些都说明陈寿没有坚持据事直书的原则。沈约撰《宋书》，从本阶级的切身利益出发，大肆颂扬豪门士族，凡属达官显贵者，必为之作“佳传”、立“美名”。对有些王侯、大臣如刘裕、萧道成的篡位刹君，曲意回护。对被皇帝枉法诛戮或赐死的诸王、大臣，不如实记其死因，而书以“薨”“卒”。特别是沈约处于宋、齐革易之际，身事两朝，既要为宋回护，又要替齐隐讳，更加使历史事实乖违颠倒，混淆不清。实为篡夺，却书以“禅位”；正直之士反对权臣为非作歹，而冠以“反”“叛”之名；阿谀拍马之流起兵助权臣者，反曰“起义”。俱无是非标准，一切唯主是从。所以刘知几批评沈约的“《宋书》多妄”，强烈谴责其“舞词弄札，饰非文过”，并指出“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42]。萧子显身为南齐宗室，因而所撰《南齐书》，首先对其先祖极尽曲笔回护与溢美颂扬之能事。如对其祖父萧道成指使王敬则勾结杨玉夫刹宋苍梧王刘昱一事，不予记载。又如为了抬高其父豫章文献王萧嶷的地位，为之作正史列传，置于文惠太子传之后，本无多少具体事例，却洋洋洒洒，铺张粉饰至九千余字。至于《南齐书》对宋、齐革易之际史事的记述，曲笔更多。一场尔虞我诈、干戈相交的“易代之战”，在萧子显笔下竟俨然是唐虞揖让光景，绝不见逼夺之迹。正如宋王应麟所说：“子显以齐宗室，仕于梁而作齐史，虚美隐恶，其能直笔乎？”[43]魏收《魏书》，不乏恣意曲笔、褒贬不当之处。《北史·魏收传》谓：“收颇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如杨休之之父杨固，为北平太守，曾因贪婪暴虐为中尉李平弹劾而获罪，只因魏收受过杨休之的恩惠，便为杨固作佳传，云：“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44]由此可见魏收曲笔之甚。刘知几曾说：“收谄齐氏，于魏室多不平。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性憎胜己，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45]赵翼亦批评《魏书》“趋附避讳，是非不公，真所谓秽史也”[46]。这些都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评论。
由上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撰史，曲笔之风甚盛。这是无可回避的历史事实。正因此，这一时期史家的撰史态度往往成为后人的众矢之的，备受诋呵。对此我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以往的多数学者仅仅滞足于此就将魏晋南北朝史家的撰史态度作为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的一个“坏典型”而说得一无是处，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其实，曲笔回护只是发生在一部分史家身上的一种弊端，并不能反映整个史家的撰史态度。这一时期，仍有很多中正不倚的史家敢于与那种曲笔回护的史学思潮相对立，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吴韦昭撰《吴书》，孙皓欲为其父和作本纪，昭以和不登帝位，宜入列传，于是结恨孙皓，“渐见责怒”[47]。孙盛撰《魏氏春秋》与《晋阳秋》，因秉笔直书而遭到当时权贵们的嫉恶，“孙盛实录，取嫉权门”[48]。但孙盛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他不畏强暴，敢于据事直书，揭露历史真相。特别是《晋阳秋》一书，起于宣帝，终于哀帝，一直写到当时事件。这除司马迁外，是以往其他史家视为禁区而不敢触及的。例如，太和四年（369），桓温率兵北伐，至坊头（河南浚县）为前燕和前秦军所败，桓温自陆路奔还，北伐以失败告终。孙盛在著《晋阳秋》时，并不因为桓温在当时是掌握内外大权，左右朝政的皇朝显贵而对其坊头之败虚加讳饰，照样据实记载。桓温看了《晋阳秋》后，“怒谓盛子曰：‘坊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谓请改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班白，而廷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诸子遂而改之。盛写定两本，寄于慕容俊。太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49]这种不避强御，忠实地记载历史事实的精神，在古代历史上是少见的，它对于针砭当时泛滥史坛的褒贬之风，促进直书思想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干宝撰《晋纪》，据实以书。他十分强调史学的严肃性与客观性。《晋纪》之所以“直而能婉”[50]，成为一部严谨征实的著作，给后人提供了认识西晋五十多年历史面貌的可靠资料，是和干宝摒弃主观的曲笔，据实以录的写史态度分不开的。上已述及，陈寿《三国志》隐讳高贵乡公曹髦之被杀。相反，干宝于此却据实以书：“高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召朝臣谋其故……”又“成济问贾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养汝等，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济曰：‘然。’乃抽戈犯跸。”[51]历史真相昭然若揭。对此，刘知几曾盛加赞誉：“按金行（晋）在历，史氏尤多。当宣（懿）、景（师）开基之初，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干令升（干宝字）亦斥以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如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与？”[52]由于干宝能够秉笔直书，打破魏晋以来曲笔回护之习，因而敢于大胆地揭露现实，极力痛诋玄虚放诞之风。他直言不讳地弹劾西晋“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53]尖锐地指出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都是一群鲜廉寡耻的市侩小人：“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怕八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54]，“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声乐，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55]更有甚者，他还借刘毅之口，痛斥晋武帝不及汉桓、灵帝，“桓、灵卖官，钱入于官，陛下卖官，钱入私门”[56]。这在仍是司马氏为政的东晋，是要有很大勇气和一定责任感的。我们知道，魏晋之世，战争频仍，变故迭起，加之曹氏、司马氏忍戾嗜杀，不仅广大劳动人民惨遭荼毒，文人学士亦多不能幸免，诚所谓“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仅有晋一代的文人，因政治上的牵连，死于非命者便不可胜计，陆机、陆云、张华、潘岳、郭璞、刘琨、欧阳建等人，皆为统治者残杀。现实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则是逃避现实、全身避祸的隐逸思想的流行，诸多文人学士为了躲避操戈攘臂的乱世法网的加害而屏息结舌，步入隐逸之途，以达到与世隔绝、忽忽无事的自私目的，充分显示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干宝置身于这种历史条件下，却不与世浮沉，他采取正面揭露和大声疾呼的手段对现实社会进行锋芒毕露的批判，表现出超人的胆略卓识。
范晔著《后汉书》，“立论持平，褒贬允当”，凡陈寿《三国志》曲解回护之事，范晔一律将其改正过来，恢复历史的真相。清末章太炎对此评价甚高，指出：“《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57]赵翼对范晔这种据实以书的撰史态度亦倍加赞扬：“范尉宗于《三国志》方行之时，独不从其例”，“此史家正法也”。[58]的确如此，在《后汉书》中，凡属刚正清廉之士，都受到范晔的讴歌与称道。相反，他对那些祸国殃民者则进行严厉的鞭笞。凡所为之立传者，必先于当世有所作为。否则即令公侯将相，也不为其立传。忠实于历史的责任感于此可见一斑。(www.xing528.com)
北魏崔浩与高允等共撰国史，“叙述国事，无隐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59]因直书拓跋先世隐秘之事，崔浩被杀，夷三族，受牵连而死者一百二十八人。浩获罪之时，世祖拓跋焘召高允曰：“国书皆浩作否？”允对曰：“臣与浩同作，臣多于浩。”世祖大怒。时拓跋晃为太子，诬允曰：“天威严重，允迷乱失次耳。臣向备问，皆云浩作。”允当即反驳：“臣谬参著作，今已分死，不敢虚妄。殿下哀臣乞命耳，实不问臣，臣无此言。”其刚正不屈，令人钦佩，就连世祖也慨叹道：“直哉！临死不移，贞臣也。”[60]
除上述诸家以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些史家能够秉笔直书，在此不一一赘列。由此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忠实于历史的责任感使大部分忠于职守的史家毅然走上秉笔直书的康庄大道，用他们公正无私的笔撰写出一幕幕真实的历史画面。而不具备这种责任感的史家便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曲笔隐讳的邪曲小路，带着个人或集团的感性倾向，采取“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以及对憎恶者抹黑的方法，歪曲和捏造历史。直书与曲笔这两种传统很不谐调而又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始终伴随着史学的发展而存在，要否定哪个方面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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