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化之识见：春秋战国至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变迁与治国措施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史家，继承和发展了《左传》《史记》关于历史进化的思想，承认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东晋史家袁宏从进化论的历史观出发，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如他在《后汉纪》卷二十二中，对上起春秋，下迄东汉元、成、明、章四帝，共一千年间社会风俗的变迁做了客观的考察。他认为春秋之时，“道德仁义之风，往往不绝”；战国之际，“游说之风盛矣”；高祖之兴，“任侠之风盛矣”；迄乎元、成、明、章之间，“守文之风”又盛；尔后，“肆直之风”大行于世。接着，他通过分析各种不同风俗的长短得失，进而指出，礼仪制度应“损益随时”，而不必拘泥于旧制。又如，袁宏在论述古代学术思想的过程中，首先肯定，学术有分歧，自古已然。然后指出，天下之事，无须相因，主张诸子百家，不必强求整齐划一，而应各存其说，各言其是。可见，他能在一定程度上从历史进化思想出发，来客观地反映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东晋史家孙盛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说：“洞鉴虽同，有无之教异，陈圣致虽一而称谓之名殊。自唐虞不希结绳，汤武不拟揖让，夫岂异哉？时运故也。”^[2]在他看来，唐尧、虞舜不仰慕、希求远古时代那种结绳记事的方法，商汤、周武王不模仿三皇五帝时期的禅让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时代的前进，一切社会制度都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变化着。因此，他既反对那些脱离现实墨守成规的削足适履之徒，又反对那些是今非古，否定古今相因的主观臆想之辈。他说：“伯阳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执今之有以绝古之风，吾故以为彼二子者不达圆化之通，各矜其一方者耳。”^[3]这种要求人们既不能泥古不变，又不能以今摈古的朴素辩证的历史观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圆化”与“一方”的关系，亦即全面联系与片面孤立的关系。不难看出，生活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孙盛，不仅具有历史进化的思想，而且有唯物辩证的思想因素。从进化论的历史观出发，孙盛进一步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统治阶级的治国措施也要随之做适当的改变。他说：“道之为物，唯恍与惚，因应无方，唯变所适。”^[4]为了达乎适变，他主张随时设教，“随时设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滞于适变。”^[5]这种反对保守教条，强调进行适合时宜的变革，以新制度代替早已过时的旧制度的思想，有利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尤为可贵的是，孙盛能够把上述历史进化思想直接运用到史书编写中去。首先，对一些重大的政治制度，能够从历史进化的观点给予比较合理的分析。如关于分封制这个历代史家和政论家聚讼纷纭的问题就是如此。他对曹魏实行分封制深表不然，他说：“异哉，魏氏之封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汉初之封，或权侔人主，虽云不度，时势然也。”^[6]在孙盛看来，汉初实行分封制，虽然酿成了诸侯僭越、权侔人主的严重恶果，但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形势促成的。因此，魏氏王朝就要根据新的历史形势，以前朝为鉴，实行新的政治制度，而不能步人后尘，再行分封制。这是一种精辟独到之见，显然超过那种对于分封制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不科学的观点，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其次，对于历史上那些适时应变的人物，他都给予一定的赞扬和肯定。如曹魏时和洽曾论选举不宜过于崇尚俭节，孙盛对此评价说：“昔先王御世，观民设教，虽质文因时，损益代用，至于车服礼秩，贵贱等差，其归一揆。魏承汉乱，风俗侈泰，诚宜仰思古制，训以约简，使奢不陵肆，俭足中礼……如此则治道隆而颂声作矣。夫矫枉过正则巧伪滋生，以克训下则民志险隘，非圣王所以陶化民物，闲邪存诚之道。和洽之言，于是允矣。”^[7]相反，对那些“一其所尚”，固守陈规戒律的人物则予以批评与谴责。如孙盛对萧何在楚汉争雄，相互残戮，百姓生灵涂炭之际大兴土木，营建宫室之举就加以强烈抨击，指出：“《周礼》，天子之宫，有斫之制。然质文之饰，与时推移。汉承周秦之弊，宜敦简约之化，而何崇饰宫室，示侈后翤。……使百代之君，眩于奢侈之中，何之由矣。”^[8]总之，孙盛能够把是否顺应时代潮流而变革古制旧俗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标尺，这确是进步的。

东晋史家干宝认为，自然界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天有四时，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散而为露，乱而为雾，凝而为霜雪，立而为蚳，此天之常数也。”^[9]固然，由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和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关于雨、风、露、雾、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形成，干宝没有也不可能做出科学的解释，但他毕竟意识到它们都是大自然自身运动的结果，皆由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力量所决定。因此，他强调指出：“万物之变，皆有由也”，“非通神之思，虽求诸己，恶识所自来。”^[10]在他看来，万事万物是顺着自然造化之力发展变化的，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相反，“应变而动，是为顺常”^[11]，“变则通，通则久”^[12]。人们只有随着自然界的变化而变化，才能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当止，无往而不适。否则，“苟错其方，则为妖眚”^[13]，如果硬要逆着它而轻举妄动，那么一切所作所为都将归于失败。从这种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干宝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也是发展变化着的，“道非常道，事非常事，化而裁之，存乎变”^[14]。在他看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人们的思想和各项法令政策也要随之做出适当的改变，没有一成不变、经久适用的社会制度，后世之于前代，总是有所因革，“夏政尚忠，忠之弊野，故殷自野以教敬，敬之弊鬼，故周自鬼以教文；文之弊薄，故春秋阅诸三代而损益之”^[15]。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历史进化论者，多注重后世对前朝“变革”的一面，而轻视或忽视其“相因”的另一面。干宝却不然，他既承认前者，同时也强调后者，如他指出：周“改殷纣比屋之乱俗，而不易成汤昭假之法度”，“二代之制，各因时宜，损益虽异，括囊则同”^[16]。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比起那种片面强调一点的思想显然要更加客观和进步。

刘宋史家范晔，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他撰《后汉书》，继承了司马迁《史记》“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对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特别是对礼制风俗的记载或评论，并不仅仅囿于东汉一代，而往往是打破朝代断限，旨在叙述、探索各个历史事件发生、发展及其终结的整个过程，《后汉书》的史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白寿彝先生曾经指出：《后汉书》的论，“其显著的特点就在善于从历史形势的发展上论述古今的变异”^[17]。如《宦者列传·序》，既论述了宦者政治地位的发展变化，又指出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又如《党锢列传·序》在论述春秋以后士习的变化时说道：战国时期，“霸德既衰，狙诈萌起”，以致“士之饰巧驰辩，以要能钓利者，不期而景从”，自是“爱尚相夺，与时回变”；汉高祖之时，“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结果是“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雠，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反而是“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桓、灵之际，“主荒政缪”，宦者当权，是以“处士横议”，“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范晔深有感触地指出：“其风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在他看来，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社会习俗也在不断地变化，固守陋俗是徒劳的。虽然由于所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的局限，范晔不可能真正找到事物的内在联系及规律，但他立足古今演变之大势，以期反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思想，无疑是应该肯定的。(www.xing528.com)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史家，具有不同程度的进化论思想，他们敢于与那种认为历史是固定不变的传统观点相对立，企图从“变”的观点出发，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他们通过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人类社会在不断地变化、进步与发展。不过，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在当时，他们尚未认识到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