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编年体本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史书体裁，春秋时期之晋《乘》、郑《志》、楚《梼杌》、鲁《春秋》、魏《纪年》，以及墨子所见“百国《春秋》”，都是编年体史书。《左传》是在《春秋》基础上完成的一部记事详细、内容丰富的编年史，它使编年体达到了基本成熟的阶段。这种将纪传与编年糅为一体的撰述方法开拓了编年史的容量，减少了编年史以年月局限记载范围的困难，使记人叙事相对集中。
编年体本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史书体裁，春秋时期之晋《乘》、郑《志》、楚《梼杌》、鲁《春秋》、魏《纪年》，以及墨子所见“百国《春秋》”，都是编年体史书。后孔子对鲁《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冗，经过一番删繁就简，修成《春秋》。不过，《春秋》还带有很大的原始性，记事简单，有纲无目，加之它记事系时，机械地按照年、时、月、日胪列。因此，从编纂学角度来讲，《春秋》只不过是“一卷事目”[51]。《左传》是在《春秋》基础上完成的一部记事详细、内容丰富的编年史，它使编年体达到了基本成熟的阶段。但是，它还有一定缺陷，如在记事系时上，对那些无年月可考的史事不能妥善处理，显得杂乱。所以，白寿彝先生曾经指出：《左传》“也没有能将编年史的规模建立起来”（《司马迁和班固》）。有鉴于此，汉荀悦作《汉纪》，遂采用“通比其事，例系年月”[52]的写作方法，在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记事的前提下，把同类的人或事巧妙地联系起来记载，打破编年体以年月记事的限制，扩充了编年史的记叙范围。东晋袁宏撰《后汉纪》，在荀悦“通比其事，例系年月”的基础上，将纪传体中成功的类叙法纳入编年史中，进一步发展为“言行趣舍，各以类书”[53]的写法，其特点有二：一是把某人某一种品行的不同表现因类而记，并在末尾书以某某皆此类也的品题。如《后汉纪》卷十九写周举曰：“公亮不挠，皆此类也。”二是把时代不同而品行相似的人连续写出。如卷十一类载江革、毛义、薛苞等孝子。这种将纪传与编年糅为一体的撰述方法开拓了编年史的容量，减少了编年史以年月局限记载范围的困难，使记人叙事相对集中。这种写法为后世史家所效法。(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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