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传体的继承与创新：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史学论稿

司马迁撰《史记》，在总结继承先秦史学成就的基础上，把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有机地结合与统一起来，从而在我国史学史上创立了一种规模宏大、组织完备的纪传体。班固作《汉书》，体制因袭《史记》而略有变更，如取消“世家”，改“书”为“志”，又《史记》为通史，而《汉书》是断代史。尔后，历代史家，为纪传体者，大率遵循《汉书》纪、表、志、传的著述规模。

魏晋南北朝时期，编纂纪传体史书的史家，在继承《史记》《汉书》体例的同时，又有所创新。西晋华峤撰《后汉书》，分帝纪十二、皇后纪二、典（志）十、列传七十、谱（表）三，总九十七篇^[44]。帝纪、典、列传、谱均依《史记》《汉书》体例，而《皇后纪》为其首创。华峤并不一味因袭前人，能够把继承与革新结合起来。众所周知，东汉时期，多幼帝登基，诸如殇、冲、质帝皆是如此。由于皇帝年幼登基，因而造成一种皇后临朝听政的政治格局，她们操持权柄，左右朝廷，成为事实上的“一朝天子”。史书是历史事实的书面反映，那么史书体例的确定当然应以是否能够反映历史事实为先决条件，否则，再好的编纂体例也是徒劳的。为了如实地反映东汉时期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历史事实，华峤创立《皇后纪》，这正符合史家变通之旨，值得称道。范晔撰《后汉书》时，根据史实要求，也采用了这种体例。但是，刘知几对此却颇不以为然，他认为皇后只能称传而不能称纪。如果按照刘知几的说法，把东汉临朝听政的皇后归入列传，将无法反映当时具体的历史事实。刘知几一方面要求史书应当反映当时的历史现实，指出：“盖史者时之文也。”^[45]主张史家著述在体例上要不断更新，“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46]。但另一方面他又在稽弹为反映历史真实而革新史书体例的史学家，可见他本身就徘徊在自相矛盾的泥淖之中。陈寿撰《三国志》，打破传统的纪、表、志、传的纪传体体裁，取消志、表，只立纪、传。无可否认，这种体例致使许多重要的历史资料无法入载而阙如，给后人研究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状况带来一定困难。但同时又要看到，这是陈寿的大胆创新。陈寿撰写《三国志》之际，适值褒贬人物的史学思想盛行之秋，社会上评价史书优劣，品评史家长短，也大都立足于人物传记，甚至连史官人选的确定，也要以人物传记课试其才，“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47]。因之，撰写人物传记之风特别盛行，既有分类传记，也有以地域为中心的传记，种类层见叠出，不拘一格。陈寿正是从现实出发，迎合当时社会的客观需要，大胆地变更纪传体例，不能不说是一种有益的创新。如果像有些人要以江淹所云：“史之所难，无出于志”作为衡量尺度，来怀疑陈寿之史才，未免有点厚诬古人。且问像鱼豢（撰《魏略》）、谢承（撰《后汉书》）、张勃（撰《吴录》）等一般的史家尚能作志，而蜚声史坛、备受学界推崇的史界名流撰志所难？显系偏颇之见。范晔撰《后汉书》，一方面继承《史记》《汉书》的优点，设《本纪》《列传》《志》（未完帙而被杀）。另一方面在具体记述时又有所创新。首先是在《本纪》中开创了附记及《皇后纪》的写法。例如冲帝刘炳、质帝刘缵均年幼登基且在位期短，无事迹可记，遂附于《顺帝纪》中。这种写法正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关于《皇后纪》，前已述及，此不赘。其次，叙事以类相从。此法在《史记》《汉书》《三国志》中已运用，但在《后汉书》中更加完善。范晔对许多人物的专传，不拘时代先后，各就其生平事迹，以类相从，如《郭泰传》叙述了左原等十人的个人经历。赵翼对此大加赞赏，指出：“卓茂本在云台图象内，乃与鲁恭、魏霸、刘宽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诗、孔奋、张堪、廉范皆国初人，王堂、苏章皆安帝时人，羊续、贾琮、陆康皆桓、灵时人，而且为一卷，以其治行卓著也；张纯国初人，郑康成汉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经学也。”^[48]这种叙事以类相从的写法为后世史家纷纷效仿。再之，范晔在《后汉书》中首创“列女传”，这是纪传体史书中的一大创举。范晔之前，虽则刘向撰有《列女传》，但纪传体史书《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均无此传。范晔对以往史书不为妇女立传表示不满。他说：“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49]因此，他冲破传统势力的束缚，在《后汉书》中为妇女立传，从各个侧面反映东汉一代妇女的风貌，在正史中为妇女争得一席之地。特别是在董仲舒建立“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以后，史书体裁和内容上做出这种变革，更显示出范晔无畏的胆量和杰出的史识。沈约撰《宋书》，首创《符瑞志》，另外在叙事上采用带叙法，就是对那些没有立为专传的人物，若在其他人的传中述及时，附带将其生平事迹写出，如在《何承天传》中带叙谢玄事迹，《王义真传》中带叙段宏身世等。带叙法是在叙事的过程中夹带写出，与附传皆在本传之末不同。赵翼十分推崇此法：“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50]萧子显撰《南齐书》，在编纂方法上也有其特点，就是在列传中多用类叙法。如《褚澄传》记其精于医术，于此又叙及徐嗣医术更精于澄。这样就可记一事而兼及他事，立传一人而旁叙他人。赵翼曾在《廿二史札记》卷九《齐书类叙法最善》中赞美此法：“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立传，则竟遗之，故每一传辄类叙数人……传不多，而人自备载。”魏收撰《魏书》，能够结合当时实际情况，大胆创新。例如，魏晋以来，佛、道两教盛行，上自帝室，下至民间，皆信奉浮屠之学，宗教已经成为现实的政治问题。可是，其他史书对此却无专门记载，于是，魏收创立《释老志》。历史是要记载反映社会的客观现实，而《释老志》的创立正符合这一要求。该志展现了南北朝时期佛、道的流行和两教斗争的始末及广大劳动人民在寺院地主压榨下的悲惨遭遇，为我们研究当时寺院经济和阶级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又如，魏收还结合北魏的社会特点，创立《官氏志》。(www.xing528.com)

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他一些史家也在纪传体的编纂体例上具有不同程度的创见，在此不一一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