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史书凡例，是指史家本人自立，而后从事笔削的一种著述例则，在古代又名义例、叙例或条例。它是作者命笔行文之初的总方针，亦是统驭该书记言记事的法则，既反映了作者的编纂方法，又体现了作者的史学观点。因之，历代史家非常注重史书的凡例，刘知几曾经指出：“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20]宋吴缜强调：“夫史之义例，犹网之有纲而匠之绳墨也。”[21]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家，在修史之前，大多先立凡例。要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凡例，首先需要弄清史书凡例的创始这一问题。为此，无妨多费笔墨。我国史书，究竟从何时起始有凡例，自晋杜预肇端，迄今一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杜预认为，孔子以前史已有例，《春秋》之发凡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22]。由于杜氏所言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在今已无从详考，其是否确当，姑且不论。继杜预之后，梁刘勰认为《春秋》首创凡例，“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23]。唐刘知几亦趋其说：“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24]而宋朱熹对此却深为訾议，他说：“孔子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又云：“《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25]清徐经亦谓：《春秋》凡例乃后人“以意穿凿，多为强求，固不可信。”[26]今人刘节指出：“两位刘氏（刘勰、刘知几）都说孔子修《春秋》，先有条例，这是一种错觉。”[27]实际上，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皆难以令人折服置信。我们知道，属辞比事是《春秋》在编纂方法上的一大特点，作者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图，在遣词用字上是有一些义例和原则的，如同样描写战争，就有侵、伐、战、围、灭、入、救、取、败等用字的不同；同样记杀人，又有杀、诛、刹的区别；同样是写死，又有薨、卒等差异。诚如徐经所云：“《春秋》因鲁史旧文，史家之法当有一定之例。”[28]那种绝对否定《春秋》有凡例的说法未能称是。不过，《春秋》的凡例并非孔子本人事先所立，而后借以笔削，只是在具体的编写过程中因事而发，随时而立。何以见得？若孔子在行文之前已作一凡例，则于同类事项，《春秋》前后将一定遵用同一体例，不致出现书法靡漫、彼此牴牾的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仅就讳书而言，《春秋》尚无一定规则，在记同类事时，有时讳，有时不讳，很不统一。即以“为中国讳”（指中原诸国）为例，便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如《春秋》在记中原诸国与所谓夷狄之国的关系时，有时讳去中原诸国被夷狄之国打败，诸侯、大夫被执这一类败亡受辱的史实。但有时却据实以书，如《春秋》僖公二十二年（前638）载：“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再举一例，由于孔子不承认楚、吴等所谓南蛮之国诸侯国的地位，因而在写法上对这些国家就有所贬低，如不称楚、吴等国国君为“楚子”“吴子”，《春秋》中此类例证比比皆是。但是，细检该书，便可发现，僖公五年（前655）以前不称“楚子”，而以后却称；襄公二十五年（前548）以前不称“吴子”，以后也称。可见，关于讳书，《春秋》在前后写法上是有变化的，并无一成不变的例则，杜预早就指出：“掩恶扬善，义存君亲，故通有讳例，皆当时臣子率意而隐，故无深浅常准。圣人从之以通人理，有时而听之可见。”[29]因此，《春秋》并不存在像刘勰、刘知几所说的那种孔子本人事先所立的凡例，正如张舜徽所说：“大抵古之作《春秋》者，但记大事，何尝先立若干条例，然后从事笔削。”[30]至于公羊、穀梁、左氏三家相继探赜阐发的所谓《春秋》凡例，以及汉颍容《春秋释例》、郑众《春秋左氏传条例》和晋杜预《春秋释例》，乃“皆因行事之迹，考其褒贬之由，而取辨于一字一辞之间”[31]，悉由钩稽比合而得之，其中不乏主观臆测、妄加古人之成分。试举一例，《春秋》中描写战争用“伐”和“侵”的字眼很多，《左传》对此两字的解释是：“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征之《春秋》，则隐公二年（前721）“郑人伐卫”，成公三年（前588）“郑伐许”、七年（前584）“吴伐郯”，当为有钟鼓之师。然定公四年（前506）：“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营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以一国之师讨伐别国尚有钟鼓，安有举十七国之师而不备钟鼓之理？显然，《左传》的解释难以圆通。在我国古代，先立凡例而后从事纂述者究竟为哪位史学家？《史通·序例》云：自孔子发凡起例，“降及战国，迄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干宝，字令升，东晋著名史学家。如果上述有关《春秋》凡例的结论不错，则干宝当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自立凡例的史学家。可是，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云：“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是史之有例，始于邓粲。实则不然。邓粲，东晋史学家。按《晋书》本传，其《晋纪》名《元明纪》，记东晋元、明两帝时事。而据唐许嵩《建康实录》，干宝《晋纪》始作于晋元帝建武元年（317），较邓粲《晋纪》为早，当属定论。因此，今人金毓黻指出：“史例之作，始于干宝，而邓粲效之。”[32]干宝以前的史书，举其荦荦大者，无论是纪传体的《史记》《汉书》《东观汉纪》《三国志》，还是编年体的《汉纪》，都没有凡例。一般的史书如魏鱼豢的《魏略》，吴谢承《后汉书》，西晋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张璠《后汉纪》等亦俱无凡例。有人认为《史记》和《汉书》所作的各篇序赞就是凡例[33]。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而言，它们皆与凡例风马牛不相及。另外，又有人主张“唐以前无先定义例而后从事纂述者”，“后世史家，自定义例，上法《春秋》，科条严明，一字无假，则欧阳修《五代史记》实为之最”[34]。这一结论则同样难以令人信服。
自干宝首创史书凡例以后，终北朝一代，史家修史多先立凡例，邓粲《晋纪》、范晔《后汉书》[35]、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36]、崔鸿《十六国春秋》[37]、魏收《魏书》[38]等皆自定其例。特别是在南朝时期，史家们就作史的条例问题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如齐建元二年（480），初置史官，以檀超、江淹掌史职，上表立条例云：“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立十志，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班固；朝会、舆服依蔡邕、司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晔……五星载天文，日蚀载五行，改日蚀入天文志，以建元为始，帝女体自皇室，立传以备甥舅之重，又立处士，列女传。”[39]由此清楚可见，此例于关系国计民生之食货只字未及，此为一大缺陷，因而，开始就遭到王俭弹劾，俭亦撰《上国史条例》一篇，其文云：“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货通则国富民实，宜加编录，以崇务本。朝会志，前史不书，蔡邕称先师胡广说，汉书旧议，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仪，无烦存录。宜立食货，省朝会。《洪范》九畴，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为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宪章前轨，无所改革。又立帝女传，亦非浅识所安，若有高德异行，自当载在列女，若止于常美，则仍旧不书。”[40]王俭之议，已认识到“食货乃国家本务”，无疑较檀、江之例是一大进步。
令人遗憾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所撰史书凡例，均不传世，有的连同原书一并亡佚，如干宝《晋纪》、邓粲《晋纪》等史书的凡例，有的书在而凡例不存，如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魏书》、崔鸿《十六国春秋》等书的凡例即是。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有散存于其他史籍中的残简断片。虽则据此片鳞只爪，莫由窥其全貌，考其得失，但仍可觅其梗概。就笔者所见，这一时期的史书凡例，计其内容所涉而举其要者，可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记事范围。例如，干宝《晋纪》的凡例名曰《叙例》，据《史通》，“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为其原文之仅存者。仅就此亦不难看出，干宝第一次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对史书的记事范围做出明确规定，诚如刘知几所云：“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41]干宝以前，不曾有人这样具体而全面地论述过这一问题。
第二，关于编纂体例。上文所述檀超、江淹、王俭所立撰史条例即触及到编纂体例。(www.xing528.com)
第三，关于遣词用字。遣词用字，亦即我们通常所谓之书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凡例所每每谈及的。如范晔《后汉书·序例》云：“多所诛杀曰屠”“得城曰拔”等。此类例证甚多，兹不赘举。
上述三个方面，概括了史书编纂的基本内容。史家撰著，首先要规定史书的记事范围，其次应该明确编纂体例，再之是拟定具体的写法。三者备，方可动手写作。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家在这方面已为后人做出示范，树立了榜样，值得我们赞扬和效法。
继魏晋南北朝以后，历代史家修史多注重凡例，李百药《齐书》[42]、唐修《晋书》[43]、欧阳修《五代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通鉴纲目》，皆自定其例。经元、明以迄清王鸿绪《史例议》、徐乾学《修史条议》，史家撰著，讲求义例，尤为审密。书前立一凡例，已相沿成习，直至今日依然如故。魏晋南北朝史家发凡起例，以启后学之功实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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