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地占有史料，是一个史家编纂史书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亦唯有如此，才能尽可能如实、全面而深刻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四库全书总目》云：“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早在司马迁撰写《史记》之时，即对此躬行有得。司马迁能够写出一部贯通古今三千年历史的伟大著作，与其掌握极其丰富的历史资料是密不可分的。《史记》的材料来源，不仅有先秦典籍和当世流传的著作，即所谓“石宝金匮之书”，而且有大量先代和当代的档案文书。更为重要的是，还有司马迁通过“浮沅湘，窥九疑”“上会稽、探禹穴”“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1]这一实地考察和民间采访所得的材料。大凡读过《史记》的人，都不免为其史料来源的广阔与史料掌握的丰富而折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撰史，继承了前代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西晋著名史家陈寿撰《三国志》，除参考依据王沈《魏书》、鱼豢《魏略》、韦昭《吴书》等有关魏、吴两国的历史资料，还尽可能地多方采访。特别是有关蜀汉历史的撰述，更有赖于陈寿之殷勤搜集。因为蜀汉未置史官，无有撰述，当时陈寿即深为叹息地说：“注记无官，行事多遗。”为此，他钩稽爬梳，对蜀汉地区乡邦文献详加搜集、整理。可见，《三国志》的史料来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凡是三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和文化艺术上有贡献者，他几乎都网罗其事迹，写进书中。至于裴松之《三国志注》中所引的不少材料，都是陈寿当时所见到的，只不过是按其力求简约的取舍原则而没有采用罢了。西晋史家常璩为了写作《华阳国志》，曾“博考行故，总厥旧闻”，取材至为广泛。他不但从《尚书》《左传》《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等重要历史著作和成汉政权的档案中搜剔材料，而且还参考了梁、益、宁三州的大量地方志，并特别注意向熟悉掌故的人进行调查。正因如此，《华阳国志》一书的材料极其丰富，其中许多材料为其他史籍所阙如，或较其他史书的记载更为详明，仅在《先贤》和《后贤》两志及《三州士女目录》中就记载了汉、晋间近四百个人物的事迹和姓氏，摭拾之富，在古今方志中实罕其匹。因之，《华阳国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后人从事地理、经济、科技、民族和西晋、成汉史的研究颇多助益。东晋史家袁宏撰《后汉纪》，几乎搜集了当时有关东汉史的所有材料，诸如《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张璠《后汉纪》及“诸郡耆旧先贤传”等，凡数百卷，皆在参考之列。即使在《后汉纪》初稿问世不久，袁宏发现张璠《后汉纪》所言汉末之事，颇有可采，也及时予以补充，使《后汉纪》关于汉末史事的记载更为翔实可靠。刘宋范晔“广集学徒，穷览旧籍”[2]，为了撰写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后汉书》，他广搜博采，遍览诸家后汉史，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撰成继《史记》《汉书》《三国志》之后又一纪传体史学巨著。正因为范晔掌握了极其丰富的史料，才使得他的《后汉书》所记载的内容较其他各家更为翔实。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上搜旧闻，旁摭遗逸”[3]，搜集采摘的资料特别广博，据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序》，计经部二十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二十三家，集部二十三家，凡二百一十家。裴氏博览穷通，于此可见一斑。梁沈约为了编纂《宋书》而极力网罗群籍。在沈约以前，《宋书》的修撰即已开始，先后奉召修撰的有王诏之、何承天、山谦之、裴松之、孙冲之、徐爰、苏宝生、丘巨源等人，其中有成绩者为何、山、徐、苏四人。沈约修《宋书》，除依据前人的现有成果外，还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试举一例，何承天《宋书》有志十五篇，沈约在编写过程中对其所持的态度是：“其证引该博者，即可因之……其有漏阙，及何氏后事，备加搜采，随就补缀焉。”[4]“备加搜采”，正说明沈约在搜集资料方面用力甚勤。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广征博引，搜罗甚富，征引之书，经部三十五家，史部二百八十八家，子部三十九家，集部四十二家，释氏十家，共四百十四家。[5]梁萧子显为撰《后汉书》，将汉、晋以来各家所撰《后汉书》捃摭殆尽，融会贯通，遂成一家之言《后汉书》一百卷。惜该书早已散佚。为修《齐书》，他又着力搜集文献记载，诸如豫章熊囊《齐典》、梁刘陟《齐纪》、江淹《齐史》、吴均《齐春秋》等当时著述，尽量搜罗无遗，撰成《齐书》六十卷。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在实地考察的同时，广为搜集文献资料，史称其“历览奇书”，如《山海经》《穆天子传》《汲冢周书》等竞相涉猎，就连南朝文士的一些游记亦在其参考之列。北魏崔鸿撰《十六国春秋》，汇集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据《魏书》本传记载，在《十六国春秋》已撰写了十五国九十五篇之时，尚缺成汉国，尽管已经搜集了一定的历史资料，但他为了参考常璩所撰记述成汉历史的《蜀李书》（即《汉之书》），便一直辍笔，访求该书二十余年，才于江南购得，其《后蜀录》就是主要依据《蜀李书》的材料编写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家，于修史伊始，不仅重视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而且还注意运用切实可靠的口头资料。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的兴盛与发达，褒贬人物的“春秋笔法”在史学思想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有些史家舞词弄札，文过饰非，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地阿意顺从，持谄媚以取私惠。因此，尽管这一时期史学范围扩大，史书体裁增加，史籍数量众多，“一代之史，至数十家”[6]，可向声背实，舍真存伪者却不在少数。特别是由于自魏晋开始，史家蜂起，私家修史之风甚盛，以致著述多门，诸如《语林》《笑林》《世说》之类皆纷然问世。而这些杂撰，“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7]。这样一来，“斯风一扇，国史多同”[8]。一些史家随波逐流，以流言俗语载荒诞不经之事于国史之中。面临这种现实的历史状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史家，却能做到不为世风时俗所囿，更不随声应和，主张严肃地忠实于信实的史料。鉴于载笔有失，他们就亲自游历各地，向年长有识者求教、搜罗材料，以亲身见闻补史料之不足，正载籍之乖违。可是，在等级森严，门第观念浓厚，正宗史学居于独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口头资料是被视为“旁门左道”而不登大雅之堂的。但一些史家却在搜剔文献资料的同时，于史书编纂中大胆地应用可靠的口头资料，如《华阳国志》中就曾不止一次地引用“长老”之言，又如东晋史家孙盛撰《魏氏春秋》时，就是依靠实地采访所得的材料对魏明帝做出评价的，“闻之长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发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断”[9]。同样，其《晋阳秋》于“梁、益旧事”，亦“访诸故老”[10]。至于裴松之、郦道元等史学家在撰述中也时引口头传闻资料。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史家往往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入史书中，此类例证不胜枚举，如孙盛《晋阳秋》中记载：“盛以永和初从安西将军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11]又如，裴松之在《三国志·齐王纪注》中云：“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立也。’”这样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读者的真实感。值得指出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视口头资料的史家，大多出自封建名门，但他们能够摆脱正统思想的钳制，不持门第观念的狭隘偏见，注重民间的实地采访，把口头资料和有形的文字记载摆在同等地位，一样看作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可与司马迁相媲美。对于一个史家来说，口头资料是很重要的，其价值有时还超过有形的文字记载。远在司马迁撰《史记》时，就深有感触。尔后，历代史家，著述如林，而知此意者却为数甚少。就是唐代的刘知几，于此也略逊一筹。刘知几也出身名门望族，但他囿于正统思想的窠臼，具有浓厚的门第观念，轻视劳动人民的作用，反映在史料学上，则是对口头资料的否定，他以“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12]来立论，视口头资料为“刍荛鄙说”，对那些在史书编纂中记述亲身见闻的史学家多所訾议。相形之下，正可见重视传闻资料的史家在史料学上的进步性。
由上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家，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犹如蜜蜂兼采，对现有文献、口头传闻、偏记杂谈，无不博采旁收。因而保存了大量的历史事实，使后人获得了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一味强求或者仅仅满足于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不加厘正考异，要么和盘托出，要么盲目采用，如此，不是铸生芜杂之弊，便是得出错误的结论，到头来，不仅会大大降低该书本身的价值，而且还将贻误后学。因此，精究细察，订讹考异，于修史至关重要。(www.xing528.com)
如果说广泛地搜集资料是史家修史之起步，那么继踵之第二步则是对史料的鉴别与取舍。因为修史的唯一宗旨是要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而子虚乌有或者错误的史料非但不能达此目的，反而将会导致极其恶劣的后果。郭沫若同志曾经指出：“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13]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家，在扩大史料范围，广搜博采的基础上，于汇集异同、考辨真伪用力甚勤。陈寿修《三国志》，在史料的取舍上，审慎斟酌，诚如清赵翼所云：“剪裁斟酌处，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14]比如，关于刘备与诸葛亮初次相见之事，《魏略》与《九州春秋》俱言诸葛亮先去求见刘备[15]。陈寿不取此说，而据诸葛亮《出师表》中自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之语，以证非亮先诣备。所以他记此事说：“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后裴松之注《三国志》即采这一说法。又如，关于诸葛亮征南中一事，当时有七擒七纵孟获之说，其实这是不合情理的，陈寿不予采录，只云：“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常璩撰《华阳国志》，对待前人的记载，采取批判吸取的态度，择善而从。他很推崇司马迁、班固、陈寿等史学大家，大量引用他们的记载，但并非迷信盲从，于同一史事，他可以采取与前人说法不同的记载。譬如，《史记》《汉书》记载，楚威王时庄
伐滇，留王滇池。但征之他籍，庄
与楚威王相去甚远。因而，常璩不取司马迁、班固之说，而以其他记载为据，说庄
伐夜郎在楚顷襄王时[16]。特别是常璩在充分肯定传说故事的同时，尤为强调，对那些酒后茶余的“谈调之末”，应当“辨其不然，万不可遽以为信史”，他在《华阳国志·序志》中就驳斥了世俗间关于蜀国历史的种种虚妄之说。袁宏撰《后汉纪》，在汲取前贤精华的基础上，删繁补缺，纠谬释疑，概不盲目照搬。如张璠《后汉纪》称：“卢芳，安定人，属国夷数十畔在参蛮，芳从之，诈姓刘氏。”而袁宏则云：“刘芳，安定三川人，本姓卢氏，王莽末，天下思汉，芳由是诈称武帝后，变姓名为刘文伯。及莽败，芳与三川属国羌胡起兵北边。”核其文义，当以袁纪为佳。裴松之注《三国志》，不管是陈寿，还是其他史家的记载，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17]。是属之例，在注文中俯拾皆是。如《三国志·明帝纪》载魏明帝死时年三十六，裴松之考辨云：“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邺，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生，计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时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为今年正月，可强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东晋史家干宝在修史的过程中，不仅以文献资料互证，而且能够用具体事实订正是非。如《史记·楚世家》云：“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先儒学士及谯周皆疑“坼剖而产”一事，以为作者妄记，废而不论。干宝曰：“余亦尤其生之异也。然按六子之世，子孙有国，升降六代，数千年间，迭至霸王，天将兴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传，修己背坼而生禹，简狄胸剖而生契，历代久远，莫足相证。近魏黄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儿从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数月创合，母子无恙，斯盖近事之信也。以今况古，固知注记者之不妄也。天地云为，阴阳变化，安可守之一端，概以常理乎？《诗》云‘不坼不副，无灾无害’。原诗人之旨，明古之妇人尝有坼副而产者矣。”[18]足以服人。沈约、萧子显、崔鸿也都很注重考订史料，如刘知几曾赞誉崔鸿“考核众家，辨其同异”[19]。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家在史料的鉴别与取舍中，刻意斟酌、悉心核订，这是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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