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魏晋南北朝史学评论

史学评论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史学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由于史学著作的大量涌现和史籍注释、历史考据、史事评论的深入推进，史学评论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重大突破和创新，取得空前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多所忽视或评价失当。一说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评论，学界同仁除对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多有研究论评之外，其余很少论及。因此，对这一时期的史学评论进行认真的研究，并给予应有的估价，无论是对我们进一步开展史学评论工作，还是对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促进我国史学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

春秋末期孔子所著《春秋》问世以后，孟子曾就《春秋》的内容及作用进行评论指出：“《春秋》，天子之事也。”又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我认为，这是我国史学评论的开始。后西汉司马迁对孔子所撰《春秋》推崇备至。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评论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他又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鲁《春秋》）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这些都是对《春秋》的作用和孔子编撰《春秋》的手法等方面的评论。自司马迁以后，每当一部史学名著呈现于世，学者多纷纷论评，有正面的赞誉，亦有反面的批评。比如，《史记》问世不久，刘向、扬雄即评论说，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与之相反，班固则批评《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矣”^[3]。同样，班固《汉书》成书后，仲长统亦在《昌言》中评论其为“宗经矩圣之典”，盛赞《汉书》“端绪丰赡之功”，但亦谴责其有“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4]。除上述对史书的一般评论外，班彪还“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作《史记后传》论述传说中的唐虞和夏商周三代到楚汉之际的史学源流，并着重评论了司马迁的《史记》。^[5]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史学实践的发展，史学评论作为一种比较广泛的学术活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取得了远超前代的重要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现了独立成篇的史学评论专论；二是史学评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评论深刻。

有学者认为，东汉班彪作《史记后传》开我国史评之先河。笔者不敢苟同。一则如上文所说，孟子评论孔子《春秋》已开我国史评之先河。二则班彪《史记后传》实际上是为接续司马迁《史记》而撰写的史书，而并非是史学评论方面的专著或专论，班固在其父《史记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成《汉书》就充分说明这一点。又有不少学者认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是评论我国史学的第一篇专论，更有人提出它开我国史评之先河。事实上此说亦难成立，应予澄清。因为远在刘勰之前约二百年，东晋史学家干宝曾作《史议》，原书虽已佚，但从刘知几《史通》等引文的内容可知，《史议》才是我国史学评论史上第一篇专论。干宝在《史议》中把他以前的各家史书作为研究对象，并评论其长短得失，其“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6]。他认为编年史文简事约，且能括囊无遗，“丘明（左丘明《左传》）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并视其为“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7]。因此，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丘明”^[8]。他“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9]，极力主张修史采用编年体。在肯定编年体优长的同时，他又客观地指出其不足之处在于不易记载百官僚佐之事，对于人物事迹多所遗漏。鉴于此，他主张“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10]。用谱注的形式记载人物的所作所为。在干宝之前，尚无人对纪传与编年两大史书体裁做出这样的评论。从这一点来看，干宝发前人所未发，撰史学评论专篇，在中国史学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此外，干宝在其《晋纪·叙例》中指出：“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11]在这里，干宝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对史书的记事范围做出明确规定，诚如刘知几所云：“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12]虽然荀悦在《汉书·高祖纪·序》中提出立典有五志：“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但前三点只是说明史书编纂的态度和方针，只有后两点才是关乎史书的内容。^[13]总之，对干宝在史学评论上的成就应有充分的认识和肯定，不能因为《史议》散佚，就无视它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继干宝《史议》之后，梁刘勰撰《文心雕龙·史传》篇，从史官建置、史书体裁、修史宗旨、撰写方法等方面对南北朝以前的史学发展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评价，提出不少难能可贵的见解，不仅为唐刘知几《史通》所继承、发展，而且对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学术界对《史传》的评价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高估其价值和意义，认为它是评论我国史学的第一篇专论，开我国史学评论之先河。对此，上文已作辩证，兹不赘述。二是贬低《史传》的价值。如清人纪昀认为：史事非刘勰当行，该篇“文句特烦，而约略依稀，无甚高论，特敷衍以足数耳。学者欲析源流，有刘子玄之书在。”^[14]我们知道，唐刘知几《史通》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条举细目，内容丰富，是我国史学发展中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史传》早于《史通》约二百年，不能因为刘知几后来居上，就否定刘勰的历史贡献。

就史学评论著作的内容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除干宝《史议》和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这两种进行综合史学评论的专论外，尚有专门评论一书的，如东晋徐众的《三国志评》，三卷，已佚；何琦的《论三国志》，九卷，已佚；王涛的《三国志序评》，三卷，已佚。另外，还有对两书进行比较评论的，如西晋张辅撰《班马优劣论》，通过对《史记》和《汉书》的比较，评判其优长得失，指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15]张辅所论，不敢全然苟同，仅就以字数多少评判《史记》《汉书》之得失，便有片面之嫌，刘知几即对此断然否定：“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限篇策以多少，理则不然。”^[16]不过，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运用比较研究法评论史书，张辅实为第一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史学评论内容来看，范围不断扩大，涉及史学发展的方方面面。兹就其主要者论列如下：

1.评论史官建置

我国历代史家都很注重史官建置。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对上起轩辕黄帝、下至两晋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史官建置做了纵向考察与评论：“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自西周开始，王室和各诸侯国均设置史官，“诸侯建邦，各有国史”。降及战国，“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西汉初期，“史职为盛，郡国之计，先集太史之府”。太史司马谈“世惟执简”，其子司马迁继父职志“甄序帝绩”。延宕至晋，史书之作，“系乎著作”。在这里，刘勰提出仓颉是我国最早设置的史官，并以史官的出现为标志，把我国史学起源上推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难以令人折服置信。^[17]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刘勰所论亦有合理因素，这就是，一方面，我国史官建置较早、地位较高，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史学起源与史官建置、文字记录相联系。

在评论史官建置的同时，刘勰指出，古史官的职责在于执笔以侍人君左右而做记录，“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显而易见，这种将记言与记事截然分开的观点未免牵强附会，因为在史书编写中，事件要用言语来表述，而言语只有用来表述事件才能落在实处，换言之，史书中的记言与记事很难截然分开，正如章学诚所说：“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目，则左氏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已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已见焉。古人见事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与言为二也。”^[18]不过，仅就《尚书》与《春秋》的主要表述形式而论，左史与右史，记言与记事，各有侧重，亦未尝不可。

2.评论史书体裁

纪传体和编年体是我国古代史家修史所采用的最为主要的史书体裁。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评论多涉及这两种体裁的优劣得失。干宝在对《左传》和《史记》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盛赞编年体而贬抑纪传体，主张修史采用编年体。同时，他又指出编年体存在的不足。对此，上已论及。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第一，干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对编年与纪传这两大史书体裁进行比较评论的史学家，在干宝之前，尽管已有许多史家就史书编写的优劣得失做过评论，但只是就事论事地就某一部史书进行评论，或两部史书做比较评论，尚未涉及史书体裁的比较研究。第二，干宝虽则对编年体情有独钟，但他并不爱屋及乌，而是理性地指出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表现出一个史学家谨严审慎的治学态度。

继干宝之后，刘勰评论指出：“纪传为式，编年缀事”，给纪传体与编年体以不同的地位，颇有见地。他进而就纪传体与编年体的长短得失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我们知道，纪传体包括以时间为纲的纪、表，以人物为纲的世家、列传，以事类为纲的书、志，具有较广泛的兼容性，善于分门别类表述历史。刘勰在肯定纪传体优长的同时，敏锐地指出纪传体在编写上的困难之处：其“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19]评论深刻剀切，可谓史家之知音。关于编年体，刘勰认为：“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20]金毓黻云：“此乃编年史之难作也。”^[21]编年体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易于表述同一时期的历史事件，但就同一事件来说，往往前后分割，首尾难贯，以致“事积则起讫易疏”，这是编年史不能克服的缺点，刘勰所论一语破的。唐刘知几继承干宝《史议》、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的观点，撰《史通·二体》，进一步就纪传体与编年体的优缺点做了比较系统的评论。

在评论史书体裁的同时，有些史家还就“史书”的编写体例进行探讨。如西晋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中对《春秋》经传的体例做出评论。再如裴松之对《三国志》的编写体例提出批评：“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如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魏氏如（贾）诩之侍，其比幸多。诩不编程（显）、郭（嘉）之篇，而与二荀（荀彧、荀攸）并列，失其类矣。”^[22]这些都是对一书体例的评论。

3.评论修史宗旨

孔子作《春秋》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23]的修史宗旨。司马迁撰《史记》更是要求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刘勰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指出：史书要“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24]。他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明确提出“表征盛衰，殷鉴兴废”的修史宗旨，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因为，表一代之盛，能从正面激励时人吸取经验，奋发进取；述一代之衰，能从反面告诫时人汲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这种“鉴往知来”“通古启今”的史学功用论对后世产生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4.评论修史方法

魏晋以前，编年体史书《春秋》《左传》《汉纪》和纪传体史书《史记》《汉书》的相继完成，标志着我国历史编纂学的成熟与发展。尽管随着每一部史学名著的出现，不断有史家对其加以研究评论，但只有到刘勰撰《文心雕龙·史传》，才对我国历史编纂学中蕴含的修史方法做出初步总结：“寻烦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25]在这里，刘勰第一次从史料搜集、整理、鉴别和编写断限、条例、要领等方面，比较全面系统地对修史方法做出评论，实属难能可贵。应该说，这既是魏晋南北朝史学评论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评论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刘知几继承了刘勰的这一认识观点，其所撰《史通》即全面吸收了刘勰的思想理论，正如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注》一书中所说，《史通》全书，皆在按照“寻烦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四句阐释评论史书写作。

5.评论史学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史以供鉴戒成为一种普遍的史学现象。相应地，史学家大多都在纷纷评论史学的社会作用。西晋司马彪以为：“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26]陈寿作《三国志》，时人盛推其“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27]袁宏把史学的功用归结为“通古今”“笃名教”，他在《后汉纪·自序》中说：“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王隐指出：“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28]王导认为：“帝王之迹，莫不必书，著为令典，垂之无穷。”他要求国家设置史官，“撰集帝纪，上敷祖宗之烈，下纪佐命之勋，务以实录，为后代之准，厌率土之望，悦人神之心”^[29]。如此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在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

除以上评论内容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评论还涉及修史态度、史书得失、史学中的不良倾向等方面，兹不一一罗列。

三

史学评论是对以往史学实践的总结、提炼与升华，其中形成的富有见地的史学观点和比较系统的史学理论，必将有效地指导新的史学实践取得新的发展和成就，同时，也必将对后世史学评论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评论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时期历史学的新发展。魏晋南北朝史学评论中形成的一系列史学观点、理论从多方面促进了史学的发展。比如，干宝力诋纪传、盛誉编年的史学理论，不仅在主观上具有巩固王权、维护国家统一的积极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推动了东晋以后编年史的巨大发展。编年体本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史书体裁。自《左传》以后，至司马迁《史记》以前，编年史却是寥若晨星。特别是自《史记》问世到荀悦《汉纪》三百年间，编年史竟绝而无传。纵观我国史学发展史，不难看出，编年史的蓬勃发展乃在东晋时期。按《隋书·经籍志》和两《唐志》，东汉时有三部编年体史书，魏、蜀、吴三朝竟无一部编年史。延宕至西晋，也只有四部编年之作，仅及纪传史之半。可是，自东晋开始，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编年史骤然增至12部，为纪传史两倍余。经南朝宋迄隋，依然遥遥领先，就是到隋，也是与纪传史并驾齐驱。唐初，私家撰史，更喜用编年。至唐中期，甚至有人认为“纪传烦漫，不如编年”，反指责司马迁更编年为纪传是“率私意，荡古法”。^[30]编年史的兴盛，于此可见一斑。编年史何以在东晋得到空前发展，并一直在中唐时期始终保持迅猛发展势头？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无可否认，即与干宝力诋纪传、盛誉编年的史学理论是分不开的。因为史学理论是用来指导史学实践的，它一经产生，就会直接作用于史学实践，以推动史学的发展。干宝当时极力主张修史采用编年体时，“于时议者，莫不宗之”^[31]。其号召力和产生的强大影响不言自明。

其次，魏晋南北朝史学评论对后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总体上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评论著作与以前相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论述深刻。特别是干宝《史议》和刘勰《史传》，承前启后，在史学评论发展史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不仅把我国古代史学评论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对后世的史书编写和史学评论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上已述及，《史议》《史传》对刘知几《史通》及后世史家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比如，刘勰有关修史方法的理论总结，不仅为刘知几所继承和发扬，而且为后世史家修史所遵循。《史议》早于《史传》约二百年，《史传》早于《史通》亦约二百年，如果将《史议》《史传》和《史通》乃至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连缀起来做纵向考察，明显可见其因袭、继承、创新、发展的脉络。

（1993年5月）

【注释】

[1]《孟子·滕文公下》。(www.xing528.com)

[2]《汉书·司马迁传·赞》。

[3]《汉书·司马迁传·赞》。

[4]《文心雕龙·史传》。

[5]《后汉书·班彪传》。

[6]《史通·烦省》。

[7]《史通·烦省》。

[8]《史通·载言》。

[9]《史通·二体》。

[10]《史通·载言》。

[11]《史通·烦省》。

[12]《史通·书事》。

[13][日]尾崎康：《干宝·晋纪考》见《斯道文库论集》8，1970，12。

[14]纪昀：《文心雕龙评》。

[15]《晋书·张辅传》。

[16]《史通·烦省》。

[17]关于中国史学的起源，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见本书上编《论中国史学的起源》。

[18]《文史通义·书教》。

[19]《文心雕龙·史传》。

[20]《文心雕龙·史传》。

[21]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疏证，《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期。

[22]《三国志·贾诩传注》。

[23]《史记·孔子世家》。

[24]《文心雕龙·史传》。

[25]《文心雕龙·史传》。

[26]《晋书·司马彪传》。

[27]《晋书·陈寿传》。

[28]《晋书·王隐传》。

[29]《晋书·干宝传》。

[30]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九。

[31]《史通·载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