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除引录原文、注明出处外，尚具有引援详确、记载特详、剪裁得当等特点，于重要史事，往往首尾完具，史实连贯。这就为后人校勘旧籍提供了佐证。且以《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和《水经注》为例试加说明。关于《三国志注》，如《三国志·王祥传》云：“（祥）泰始五年薨。……时文明皇太后崩始逾月。”而《三国志·吕虔传注》引王隐《晋书》作泰始四年（268）薨。考文明皇太后崩亦在四年。则云“五年”者误。又如《晋书·文帝纪》：“帝召护军贾充等为之备。”《三国志·高贵乡公纪注》引《汉晋春秋》《贾逵传》《钟会传》皆作“中护军”，按《晋书·武帝纪》及《贾充传》同，则《文帝纪》脱“中”字无疑。关于《世说新语注》，如《世说新语·方正》：“高贵乡公薨，内外喧哗。”注引《汉晋春秋》和《魏氏春秋》皆云高贵乡公曹髦因司马昭专权独断而亲自率兵予以讨伐，反为太子舍人成济（司马昭之党羽）所杀。在详叙事情原委之后，又引干宝《晋纪》曰“高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召群臣谋其故”云云。征此三说，高贵乡公为成济所杀实属信史。这不仅说明《世说新语》所记有误，更重要的是纠正了《三国志》中一大载笔之失。众所共知，陈寿撰史，曲笔颇多，回护过甚，每每替魏晋统治者隐恶溢美。关于高贵乡公之死，《三国志·高贵乡公纪》只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且载一司马昭之奏议。这样，在陈寿笔下，司马昭这一刹君之罪魁祸首俨然成为一讨贼之功臣。依据刘注，则可以辨明真伪，恢复这一历史事实真相。又如，晋张勃撰《吴录》，30卷，已佚，《通志·艺文略》列其为编年类。但《世说新语·赏誉》云：“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注引《吴录·士林》曰：“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可知其书有传。又《太平寰宇记》和《初学记》所引称《吴录·地理志》，则其书有志，当属纪传体，殆无疑义。据此可校正《通志·艺文略》之误。关于《水经注》，如《三国志·卫瓘传》云：“秦时李斯号为二篆。”语颇费解。《水经·河水注》引《文章叙录》作“工篆”，“二”盖“工”之形近误。除利用这些史注纠正正史或其他史书记载上的错谬以外，还可以把它们相互参照，以校勘所引史籍本身。如《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阿堵上”条下，注引《魏略·西戎传》一段，记载了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者口授《浮屠经》一事，是研究佛教开始流传我国的重要史料，在《三国志注》中亦有引录，但两者文字有异，个别人名亦有出入，如同一人物，刘注云“复豆”，裴注云“复立”。《魏略》已佚，若就两者进行校勘、考证，方可辨订是非，以纠正谬戾、乖杂之处。
综上所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内容广泛，很具特点，富有价值，在古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至善至美的，这一时期的史注亦有不足之处，如有些地方繁芜无谓等，但这毕竟是瑕不掩瑜。
【注释】
[1]《史通·补注》。
[2]《隋书·经籍志》。
[3]《史通·补注》。
[4]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5]高似孙：《纬略》。
[6]由于《世说新语》是一部文学作品，因之，长期以来，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在史学界不甚为人所重。其实，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颇具特点，富有价值的著名史注，详见拙文《〈世说新语注〉试论》，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4期。
[7]裴骃：《史记集解》引。
[8]裴骃：《史记集解》引。(www.xing528.com)
[9]裴骃：《史记集解》引。
[10]裴骃：《史记集解》引。
[11]裴骃：《史记集解》引。
[12]裴骃：《史记集解》引。
[13]韦昭：《国语解叙》。
[14]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序》。
[15]沈家本：《世说注所引书目序》。
[16]曹尔琴：《郦道元和〈水经注〉》，《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
[17]收入《广雅书局丛书》。
[18]欧阳修：《崇文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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