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史籍佚失严重，许多在当时信誉卓著的史著，后来大都荡然无存。这一时期的史注虽则征引繁复，但所引诸书，亦已十佚其九。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史家作注时引以各家原文，且一一注明出处，使后人得以窥其一斑。因而，这些史注在辑佚古史方面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清代辑佚家莫不视为鸿宝。例如清人辑《世本》和郑众、贾逵的《国语》注时，都依据了韦昭《国语注》。近人张鹏一所辑鱼豢《魏略》有170余处引自《三国志注》。又如，据有史可查的晋史著作有23家，虽然诸书全书已亡，但王隐《晋书》、虞预《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干宝《晋纪》、傅畅《晋诸公赞》、孙盛《晋阳秋》、习凿齿《汉晋春秋》、邓粲《晋纪》、徐广《晋纪》、王诏之《晋安帝纪》、桓道鸾《续晋阳秋》等11家皆在《世说新语注》中有部分引文，朱凤《晋书》、沈约《晋书》、曹嘉之《晋纪》、刘谦之《晋纪》、荀绰《晋后略》等5家亦有引录。这就为后人辑佚诸家晋史提供了方便，清人汤球所辑之诸家旧晋史[17]，采《世说新语注》者甚多，以《晋阳秋》为例，辑本中就有100余处引自该注。又如陈溶运所辑之邓粲《晋纪》，取材于《世说新语注》《太平御览》《北堂书钞》和《初学记》，共收录45条，其中24条引录于《世说新语注》，占辑本二分之一还多。至于郦道元《水经注》，也是清代辑佚家每每凭借的对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不只是对前人辑佚古史做出了贡献，并且对我们今天钩稽佚文，恢复古籍的本来面目，进一步搞好古籍整理和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试举一例，《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和《水经注》引录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人物传记，历代人物传（如魏明帝《海内先贤传》）、时代人物传（如袁宏《正始名士传》）、地方人物传（如周斐《汝南先贤传》）、妇女人物传（如刘向《列女传》）、隐逸人物传（如皇甫谧《高士传》）、僧道人物传（如释慧皎《高僧传》）、氏族家传（如裴松之《裴氏家传》），特别是别传甚多（如《桓温别传》），仅《世说新语注》就达81部。这些人物传记，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上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其史料上的价值和作用，它既可正正史、别史之乖违，又能补正史、别史之不足，诚如欧阳修所云：“古者史官其书有法，大事书于策，小事载之简牍。至于风俗之旧，耆老所传，遗言逸行，更不及书，则传记之说，或有取焉。然六经之文，诸家异学，说或不同；况于幽人处士，闻见各异，或详一时之所得，或发史官之所讳，参求考质，可以备多闻焉。”[18]可惜的是，上举各传十九都已散佚，现又很少辑本。更令人遗憾的是，《隋书·经籍志》于杂传之列未载别传，《新唐书·艺文志》仅录20部。如果我们依靠《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水经注》和《续汉志补注》《文选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初学记》《北堂书钞》等书（诸书皆引录有传记之作），将各类人物传记汇为一辑，这样，既可以使散失湮没了的古代史籍史实恢复旧观，汉、魏、两晋古籍得以更趋完整系统，又能在更为广泛的程度上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诸方面提供丰富的史料。同时亦能促使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因为人物传记的发达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又是史学兴盛的一种表现。(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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