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同记一事，在诸说有别，难以定其是非的情况下，则条其异说，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三国志·文聘传》载孙权以五万人围文聘于石阳，聘坚守不动，后解去。聘反追击，破之。而《魏略》曰：“孙权尝自将数万众卒至，时大雨，城栅崩坏，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补治。聘闻权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权果疑之，语其部党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动，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两者所言不同。对此，裴氏并不武断地判定是非，而是引之并注明：“《魏略》此语，与《本传》反。”以提请后学注意。《世说新语·文学》载袁宏始作《东征赋》，全不言陶范之事，陶以武力相威胁。刘注引《晋阳秋》曰：“宏为大司马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桓温）。’”于此孰是孰非，疑不能判之处，刘氏只言：“二说不同，故详载焉。”《水经·河水》：“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郦注曰：“《禹本纪》与此同。”高诱称河出昆山，伏流地中万三千里，禹导而通之，出积石山。按《山海经》：“自昆仑至积石一千七百四十里，自积石出陇西郡至洛，准地志可五千里。又按《穆天子传》：天子自昆仑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数。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国图》又云：从大晋国正西七万里，得昆仑之墟，诸仙居之。数说不同，道阻且长，经记绵褫，水陆路殊，径复不同，浅见末闻，非所详究，不能不聊述闻见，以志差违也。”在未弄清疑窦时，并存其说，这是一种谨严审慎的注书方法，在当时和后来都有深刻影响，对于抨击那种主观武断的不良学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就是对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仍然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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