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叙事，力求简洁，但如果过于简单，就会使有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主要生平事迹阙如和一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不明。鉴于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作注，往往于原作粗疏简略之处，引举事实，详加补充。如《国语·晋语》：“期年，乃有贾季之难，阳子死之。”事件的来龙去脉不明。韦注曰：“初，晋作五年。鲁文五年，晋四卿卒。至六年，晋搜于夷，舍二军，复成国之制。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子至自温，改搜于董，使赵盾将中军，射姑佐之。射姑怨阳子之易其班，使狐鞫居杀阳处父而奔狄。”寥寥数语，便道出了阳子的死因。《三国志·武帝纪》：“是岁（196）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三国志·任峻传》：“是时岁饥旱，军粮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如此重大的屯田事件，《三国志》只用这五十四字做了记载，使人无法得到完整而清楚的认识。裴松之于《武帝纪》注曰：“《魏书》曰：‘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又于《任峻传》注曰“《魏武故事》载令曰：‘使（祗）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其时岁则大收，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云云，这样，屯田事件的前因后果和发展进程便厘然可见，使后人明白了有关屯田的重大问题。再如，《世说新语·政事》：“陶公（陶侃）性检厉，勤于事。”刘注引《晋阳秋》予以补充：“侃练核庶事，勤务稼穑，虽戎陈武士，皆劝厉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性纤密好问，颇类赵广汉。尝课营种柳，都尉夏施盗拔武昌郡西门所种。侃后自出，驻车施门，问：‘此是武昌西门柳，何以盗之？’施惶怖伏首，三军称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强不息。又好督劝于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圣人，犹惜寸阴，至于凡俗，当惜分阴。岂可遊逸，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陶侃是东晋时期重要历史人物之一，王鸣盛曾赞誉其为“东晋第一纯臣”，他扶正济危，屡建功勋，对巩固中央王权、稳定东晋统治起了重大的作用。据刘氏此注，可见其德才之卓尔不群，尤其是在政权腐败的东晋一代，更为难得。这是总论陶侃之为人的重要史料，特别是《晋阳秋》已佚，此注尤显得可贵。更值得注意的是，好多史注在增补事实的同时，还补其缺漏。例如，《三国志》叙事简洁，但遗漏了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如马均是曹魏时期的科学发明家，而《三国志》竟缺漏无述。裴松之先后在《三国志·明帝纪》和《杜夔传》中引《魏略》和傅玄序马均之文予以补充，共计一千二百余字，为后人研究这位科学家的生平事迹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又如《世说新语·文学》载：“袁彦伯（袁宏）作《名士传》，成。”刘注曰：“宏以夏侯太初（夏侯玄）、何平叔（何晏）、王辅嗣（王弼）为正始名士；阮嗣宗（阮籍）、嵇叔夜（嵇康）、山巨源（山涛）、向子期（向秀）、刘伯伦（刘伶）、阮仲容（阮咸）、王濬仲（王戎）为竹林名士；裴叔则（裴楷）、乐彦辅（乐广）、王夷甫（王衍）、庾子嵩（庚敳）、王安期（王承）、阮千里（阮瞻）、卫叔宝（王玠）、谢幼舆（谢鲲）为中朝名士。”《名士传》久佚，不得其详，但据此注，一则能够了解此书内容编排之大概，《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刘节先生《中国史学史稿》等史学史专著所言《名士传》，皆以此注为本；另则亦可看出袁宏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非常重视，表明当时月旦人物的社会风气十分兴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魏晋时期的史家，很重视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至于郦道元《水经注》，更是通过搜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对经文缺漏之处详加补充。例如《水经》所记我国水道只有一百三十七条，而郦注记载的却有一千二百五十二条，而且详细记述了水道流经地区的山陵、城邑、建筑名胜及风土人情、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比原著文字增加了二十倍。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作注，于原作简略之处，着力增补，不啻使之记述更为完整，而且为后世保存了大量难得的史料，颇有裨于史学研究，其功绩不能抹杀。(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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