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的重要发展及盛况

在我国，为古籍作注由来已久。相传孔子作过十篇羽翼《易经》的文字，后人称为“十翼”。汉代学者引用《易系辞》称《易大传》，传的起源以此为最早。继续这种体例从事写作的有：论述本事，证发经意的《春秋左氏传》；阐明经文大义的《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依经文逐字逐句进行解释的《毛氏诂训传》。后汉经学大师郑玄遍注“六经”，都直名其书为注，如《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刘知几解释说：“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惟此二名，其归一揆。”^[1]东汉时，先后有人为史书作注，如马融、郑玄注《尚书》，服虔注《左传》《汉书》，应劭注《汉书》，贾逵注《左传》《国语》，高诱注《战国策》，宋均注《帝谱世本》，宋衷注《世本》。特别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封建史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史学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研究范围扩大，史书体裁增加，数量众多，“一代之史，至数十家”^[2]。相应地，注史之风亦随之盛行。关于纪传体史书，《史记》有宋裴骃《史记集解》、徐广《史记音义》，梁邹诞生《史记音》等。《汉书》之注，据颜师古《汉书叙例》可知，自汉末至陈，为之作注的就有二十三家，如吴韦昭《汉书音义》，晋晋灼《汉书集注》，齐陆澄《汉书注》，梁刘显《汉书音》，刘孝标《汉书注》等。《三国志》有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北魏卢宗道《魏志音义》。《后汉书》有梁刘昭《后汉书注》，陈萧该《范汉音》、臧竞《范汉音训》，北魏刘芳《后汉书音》等。编年体史书，有宋刘肜干宝的《晋纪》注，北魏崔浩《汉纪音义》等。杂史注有魏王肃、吴韦昭、虞翻《国语注》，晋孔晁《国语注》《逸周书注》，晋郭璞《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水经注》，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荟萃众说的集解、集注，如何晏的《论语集解》，范甯的《穀梁集解》，裴骃的《史记集解》，晋灼的《汉书集注》等。集解、集注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某书研究的盛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史注的兴盛与发达。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注史风气之盛，史注数量之多，均为前所未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较之前朝，有了重要的发展。虽然，在我国，史注的起源很早，但是直至汉末，史家注史，皆不外是对音义、名物、地理及典故的解释，“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三《传》，配《经》而行也。”^[3]马融、郑玄、贾逵、服虔、应劭、延笃、高诱等人所作各种注释，也同样如此。可是，进入魏晋南北朝，尽管也有像韦昭、徐广、晋灼、裴骃、萧该等人主要从音韵训诂方面对史书进行注释，但是，这只是史注内容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重要的方面乃是增补事实、条列异同、考辨史料、发表评论。《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水经注》是为这方面之开创之作。它们开阔了史注的范围，扩大了史注的容量，不失为注书之良法。《四库全书总目》指出：“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其例最善。”李慈铭云：“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4]高似孙亦云：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如引汉魏吴诸史及子传地理之书，皆不必言，只如晋氏一朝史及晋诸公别传谱录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于正史之外，记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5]。凡此种种，实属精核之论。也正是由于它们开创了一代史注新法，才对后世史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唐杜佑《通典》自注，宋王皞《唐余录》、陶岳《五代史补》，清彭元瑞《五代史记注》、吴士鉴《晋书斠注》，乃至今人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皆仿效裴、刘、郦注而为。其发凡起例，开导后学之功实不可没。(www.xing528.com)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虽然数量众多，但大多散佚，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只有韦昭《国语注》、裴松之《三国志注》、裴骃《史记集解》、刘孝标《世说新语注》^[6]和郦道元《水经注》，余为散见于后人集注或辑文中的残简断片。因此，下面就以韦、裴、刘、郦五注为主，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的内容做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