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学论稿：存疑法的广泛应用与发展

《古史考》和《异同评》久佚，其考史志度如何，仅凭后人所辑或所引之残篇断句，不可遽作结论。但就《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和《水经注》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的考史态度是十分审慎的。裴松之在史事考辨过程中，若“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便“并皆抄内，以备异闻”^[32]。概不率尔诋呵前人。如《三国志·袁术传》载曹操与袁绍合败袁术于陈留，术以余众奔九江，杀扬州刺史陈温，领其州。而《英雄记》曰：“陈温字元悌，汝南人。先为扬州刺史，自病死。袁绍遣袁遗领州，败散，奔沛国，为兵所杀。袁术更用陈瑀为扬州。瑀字公玮，下邳人。瑀既领州，而术败于封丘，南向寿春，瑀拒术不纳。术退保阴陵，更合军攻瑀，瑀懼走归下邳。”两者所言不同，对此，裴氏没有轻下论断，引之并指出：“如此，则温不为术所杀，与本传不同。”以示后人注意。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于同一史事，若情节有别，或文字相异，不管是迥别，还是微异，在无确凿证据可以定其是非的情况下，亦同样条其异说。如《世说新语·文学》载袁宏始作《东征赋》，全不言陶范之事，陶以武力相威胁。注引《晋阳秋》曰：“宏为大司马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桓温）。’”于是孰是孰非，疑不能判之处，刘氏只言“二说不同，故详载焉”。又如《世说新语·言语》说，桓玄篡位后，将改置直馆，以问左右，有一无名氏引潘岳《秋兴赋叙》以对，玄咨嗟称善。而刘谦之《晋纪》云：“玄欲复虎贲中郎将，疑应直与不，访之僚佐，咸莫能定，参军刘简之对曰：‘昔潘岳《秋兴赋叙》云，余兼虎贲中郎将，寓直于散骑之省。以此言之，是应直也。’玄欢然从之。”与《世说新语》所言有别。对此，刘氏引之并注明：“此语微异，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详载之。”郦道元注《水经》，在是非难决之时，既不盲从典籍，又不主观臆断，而书以“未知所是”，或云“未知所从”，或云“未所详也”。由此可见，有关歧异史载，在未弄清疑窦时，裴、刘、郦均并存其说，概不轻下论断。这种谨严审慎的考史方法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深刻影响，对于抨击那种主观武断的不良学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就是对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仍可资直接的借鉴和参考。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那些确有纰漏，但又持之有故，不易推翻的论断，刘孝标采取一方面提供线索，一方面疑以传疑的态度。如《世说新语·任诞》：“张酒后挽歌甚凄苦。桓车骑（桓冲）曰：‘卿非田横门人，何乃顿尔至致。’”为说明问题起见，无妨原注照录。注曰：“谯子《法训》云：‘有丧而歌者。或曰：彼为乐丧也，有不可乎？’谯子曰：‘《书》云：四海遏密八音。何乐丧之有？’曰：‘今丧有挽歌者，何以哉？’谯子曰：‘周闻之：盖高帝召齐田横至于户乡亭，自刎奉首，从者挽至于宫，不敢哭，而不胜哀，故为歌以寄哀音。彼则一时之为矣。邻有丧，舂不相引，挽人衔枚，孰乐丧者邪？’按《庄子》曰：‘绋讴所生，必于斥苦。’司马彪注曰：‘绋，引柩索也。斥，疏缓也。苦，用力也。引绋所以有讴歌者，为人有用力不齐，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传》曰：‘鲁哀公会吴伐齐，其将公孙夏命歌虞殡。’杜预曰：‘虞殡，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记·绛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籍乐丧。’然则挽歌之来久矣，非始起于田横也。然谯氏引礼之文，颇有明据，非固陋者所能详闻，疑以传疑，以俟通博。”在一千五百年前，刘孝标能够做到这一点，值得我们称道。

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一样，任何学科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与继承性，在前一阶段中萌发有后一阶段的因素，而后一阶段中又保留有前一阶段的原始遗痕。上述六个方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从事历史考据的基本方法。无可否认，在这些考据方法中，有的是在前代史家考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汉代刘向、刘歆、马融等在校勘、辨伪时所使用的方法已具有他证、理证、存疑的因素，但他们的论证极其简单，严格说来，只能是这些考据方法的萌芽。他证法、理证法和存疑法的成熟与广泛运用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理证法是一般人不大敢用的一种考据方法，而在这一时期，史家却大胆地以它来指瑕祛谬，订正史实。固然，他们的论证并非全属正确无误，但毕竟第一次在我国考据学史上确立了理证法的地位，并给后人以启迪。宋司马光、清王鸣盛即多用此法。存疑法是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也是我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好传统。司马光作《通鉴考异》，对许多史实的订正，即采取这种态度。至于本证法、对证法和物证法确系发凡起例，为这一时期的史家所首创。关于本证法，清代考据大家钱大昕说：“本证之名昉子陈季立（陈第字）《诗古音》，然吴廷珍（吴缜字）《新唐书纠谬》已开其例矣。欧、宋负一时盛名，自谓事增文简，既粗且博，廷珍特取《纪》《志》《表》《传》之文彼此互勘，而罅漏已不能掩。”^[33]其实本证法并不始于吴缜《新唐书纠谬》，早在东晋孙盛撰《异同评》时已首创其例。自孙盛之后，历代史家沿用不废，唐刘知几《史通》、宋司马光《通鉴考异》、吴缜《新唐书纠谬》、明陈第《毛诗古音考》、清汪辉祖《元史本证》、赵翼《廿二史札记》即屡用此法。钱大昕说：“考史之家，每好搜录传记小说，矜衒奥博，然群言淆乱，可信者十不二三。就令采择允当，而文士护前，或转谓正史之有据。兹专以本史参证，不更旁引，则以子之矛刺子之盾，虽好为议论者，亦无所置其喙。”^[34]陈垣先生更认为校书未得祖本或别本之前，本证法“最宜用之”^[35]。可见本证法在考据工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再如物证法，虽然早在西汉宣帝时，张敞已开始解释铜器铭文^[36]。东汉明帝时符节令宋元亦上言发秦昭王与吕不韦冢，视未烧诗书^[37]。但他们均尚未以地下出土的实物作为考证古文献的依据而开始这一工作。只有到西晋时，地下出土的实物才真正受到人们的重视而被纳入考据学的轨道，为后世考证古书的人们启示了新的方法和途径。宋、清乃至近、现代的考据学家，正是凭借地下出土的古籍和古器物来恢复和不断地恢复历史事实的本来面貌。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家在考据方法上为后世考据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功绩不能抹杀，应给予充分肯定。(www.xing528.com)

就考证对象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史著作，重点在于史实订正（包括人名、舆地、年代、官制、氏族、典章等，限于篇幅，例证从略），并且涉及文字、史书编纂体例、材料取舍等，同时亦间或诠解蒙滞，评论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内容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