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证法即推理考证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从事考据，于本证、对证、他证之外，亦多用推理考证法。如《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及《江表传》《九州春秋》皆云孙策阴欲袭许，迎汉献帝于吴、越，未果，反为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孙盛《异同评》曰：“凡此数书，各有所失。孙策虽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陈登间其心腹，且深险强宗，未尽归复，曹、袁虎争，势倾山海，策岂暇远师汝、颍，而迁帝于吴、越哉？斯盖庸人之所鉴见，况策达于事势者乎？”[29]又如《三国志·武帝纪》载建安五年（200）八月，曹操军官渡，时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裴松之曰：“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夫结营相守，异于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余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会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推理精密，令人叹服。再如《世说新语·文学》载郑玄师马融，业成辞归，融“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刘孝标曰：“马融海内大儒，被服仁义。郑玄名列门人，亲传其业，何猜忌而行鸩毒乎？委巷之言，贼夫人之子。”对此，王鸣盛曾亦称：“融欲害郑，未必有其事。”[30]余嘉锡亦称：“孝标斥为委巷之言，不亦宜乎？”[31]刘氏理证之精确，于此可见一斑。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裴松之、刘孝标在祛谬取信的过程中，能够把考据和明理统一起来，既详考其事，又注重据事理辩驳，以推论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如《世说新语·贤媛》载孙秀欲立威权，逼李重自裁。刘孝标注曰：“按诸书皆云，重知赵王伦作乱，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书乃言自裁，甚乖谬，且伦、秀凶虐，动加诛夷，欲立威权，自当显戮，何为逼令自裁？”使人折服。(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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