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考据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早在春秋时期，子贡曾就人们贬斥殷纣王的历史记载指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6]战国时期的孟子亦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7]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五帝本纪》，亦博考古文，择其言尤雅者。[8]东汉张衡曾上疏欲求补缀《汉纪》，“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9]。由此不难看出，自春秋至两汉，人们已经意识到古书记载有失实的问题，但子贡、孟子所言“只是考据学尚未成立时的一种直觉，并没有经过深刻的查考”[10]。司马迁、张衡虽则对某些历史事实做过订正，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运用一套比较严密的考据方法来从事这一工作。因此，这一时期，既无考据史实的专门著作，又不曾真正具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种考据方法（详下），考据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尚处于萌芽阶段。进入魏晋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三国蜀史学家谯周以司马迁《史记》所记周秦以前史事，多有错谬，“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11]。《古史考》二十五卷，于《史记》一百三十篇皆有考证，并仿效孔子《春秋》笔法，对历史事件、人物多阐己见。唐初尚“与《史记》并行于代焉”[12]。原书在宋、元之际散佚。清黄奭、章宗源各辑一卷，分别收入《黄氏遗书考》和《平津馆丛书》。虽则原书久佚，不可详知，但顾名思义，应是一部考订史实的专门著作。征之黄、章辑本亦然，黄、章两本所辑完全一致，皆为九十一条，订正内容涉及文字、氏族姓氏、人物、史事等。就历代文献资料和近年来考古发现之典籍而言，在谯周以前，不曾有考据史实的专门著作。因此，可以说，谯周《古史考》开我国史考专著之先河。特别是其稽弹《史记》这样的宏富巨著，更显示出作者的胆略卓识。
实际上，《古史考》已兼及后汉史事，并非全纠《史记》之失，对后人研究秦汉和秦以前的社会历史有一定帮助。但其考证也有疏略失误之处。因此，西晋司马彪又据《汲冢纪年》条《古史考》中百二十二事为不当，重订《史记》之是，在当时颇具影响，与《古史考》并行于世[13]。
继《古史考》之后的另一考史专著是东晋史学家孙盛的《异同评》。《异同评》虽已散佚，但就《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来看，它无疑是一部考史之作。该注共有六处述及孙氏《异同评》，皆为考辨纠谬之文。其中两条分别以本证法（以本书证本书）订正史事年代和事件发生时间的先后，其余四条皆以理证法（推理考证法）纠弹史载之误。据裴松之《三国志注》和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孙盛还著有《异同杂语》《异同记》《杂记》。清吴士鉴认为它们与《异同评》同属一书[14]，未言所据。检裴注，转引《异同杂语》三条，《杂记》二条，《异同记》一条。又据刘注引《异同杂语》一条。就内容而言，全是对于史事的记述，并无考辨之迹象。因此，不大可能与《异同评》同属一书。说《异同杂语》《异同记》《杂记》皆为一书，似比较可信。
除《古史考》和《异同评》之外，在史实考证方面的力作当推晋常璩《华阳国志》、宋裴松之《三国志注》、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它们虽则并非史考专著，但在史实考证方面用力匪浅，贡献颇大。常璩曾自称其《华阳国志》“抑绌虚妄，纠正缪言，显善惩恶，以杜未然”[15]。遍阅该著，纠谬订误之处比比皆是。试举一例：《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庄
伐滇之事云：“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
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
者，故楚庄王苗裔也。
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汉书·西南夷传》同。而《华阳国志》记此事，较之《史记》《汉书》，有三点不同：一改楚威王为楚顷襄王；二改溯江伐滇为溯沅水伐夜郎；三改庄
在滇称王为在夜郎称王[16]。唐杜佑撰《通典》，对此曾予考证，认为常璩的记载是正确的。后《通志》《文献通考》和《太平寰宇记》皆采其说。《三国志注》和《世说新语注》亦擅长纠纰攻缪。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四库全书总目》亦云：裴注“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
异。”可见，纠纰攻缪，考订史实是裴注的一个主要方面，据笔者统计，注中考辨条文达一百九十六条。胡应麟曾赞誉裴注“综核精严，缴驳平允，允哉史之忠臣，古之益友也”[17]。关于《世说新语注》，唐刘知几说：“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18]《四库全书总目》亦指出：“孝标所注，特为典赡……其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诚如斯言，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于其虚谬牴牾，详加考据订正，通检全注，总计达五十七处，“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19]。(www.xing528.com)
郦道元注《水经》，博采群籍，大量征引前人和当代的著作。但他从不迷信古人，所征引的都做过一番考订辨伪的工作。如《水经注》共引郑玄的注解十八条，郦道元并不因为郑玄是汉代颇负盛名的经学大师而盲目适从，同样指出其中四条为错谬乖舛，且详加论证。除依赖文献资料以外，郦道元还特别重视社会实践的知识，他曾长期跋山涉水，往返于长城以南和秦岭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亲历了许多河流山川和名胜古迹，所到之处，亲自考察，“访渎搜渠”[20]，用从实践中得到的知识来证实文献记载的正确与否。如《水经·获水》云，睢水于萧县南北流注入获水。郦道元注曰：“余尝迳萧邑，城右惟是水（睢水）北注获水，更无别水。”又如，春秋战国之际的智伯曾说过，汾水可以浸安邑，绛水可以浸平阳。孔子对此信以为真。但郦道元却不以为然，他经过实际地形的考察，指出：“余睹智氏之谈矣，汾水灌安邑，或亦有之；绛水灌平阳，未识所由也。”[21]郦道元把自己的订正工作建筑于社会实践的可靠基础上，丰富了考据学的内容，解决了许多书本上无法解决的问题。这种方法是极其可贵的，它为后世的学者所继承。清代考据学先驱顾炎武在其考据过程中，便十分重视社会实践的知识。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许多史家如袁宏、干宝等，亦间或在其史著之中对一些可疑的史载攻驳诘难，加以订正，在此无须一一论列。
上所述列，主要是一些考证史实方面的著作。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些学者从事于文字的校勘与辨正，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黄叔琳曾经指出：“此篇纯是考据之学。”通篇旁征博引，主要从字义的训释方面，间以他证（以他书证本书）、对证（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证）的方法，对上起《诗》《书》《易》《礼》，下迄刘宋何法盛《晋中兴书》等十七种典籍中的一些文字做了订正，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给后人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颜氏在以文献资料互考互证的同时，还能以地下出土的实物来订正文献记载的
谬乖舛，尤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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