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人物传记成果

这里所说的人物传记，是指专记人物生平而独立成书的传，不包括纪传体史书中的传，更不包括记事、立论而解经之传。人物传记究竟创始于何时何书？唐刘知几谓：“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1]清赵翼云：“本纪、世家非迁所创，列传则创自迁。”^[2]上述两家都把人物传记的创始归功于司马迁《史记》。揆诸实际，未必尽当。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十月，在汲郡（今河南汲县）战国魏襄王墓中与《竹书纪年》等书同出土的有《穆天子传》。关于此书的成书年代，史学界虽有争议，但学者普遍主张为战国时作品。仅就出自战国魏襄王墓而言，当不晚于战国中期。关于该书的性质，历来看法不一。晋郭璞为之作注，以其编次年月，谓体例与起居注同。尔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皆踵郭氏之说，列于史部“起居注”类。《宋史·艺文志》列入“别史类”。清修《四库全书》，说此书“所记周穆王西行之事为经典所不载，而与《周穆王篇》互相出入，知当时委巷流传，有此杂记。旧史以其编次年月，皆列起居注中，今改隶小说，以从其实”^[3]。故又列入“小说家类”。《文史通义》同此。固然，《穆天子传》有日月可寻，与起居注编次年月这一点相似，但若据此就将其与起居注等同视之，未免有片面之嫌。《穆天子传》按月日记载了周穆王从宗周出发，越漳水，经由河宗、群玉山等地，西至西王母之邦的故事，可谓是一部游行性的人物传记。况且起居注是在西汉武帝时才出现的，以后起的史书名目去规模前于此的史书，于理难通。至于以《穆天子传》所记为“经典所不载”为由，把其与小说并列，则更难以令人折服。凡是对《穆天子传》稍有涉猎的人，就会发现，该书所记有关周穆王的许多事情在《左传》《国语》《竹书纪年》《史记》等书中均有记载。我们认为，无论是从《穆天子传》的体例，还是内容而言，都说明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独立成书的人物传记。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及王应麟《玉海·艺文》即列其为“传记类”。那种主张“到刘向校书，编辑《列女传》《列士传》《高士传》”，人物传记“才独立成书”^[4]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两汉时期，独立成书的人物传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自“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以后，“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5]。据姚振宗补《续汉书·艺文志》，汉代人物传记有六门五十八部，如刘向《列女传》、赵岐《三辅决录》等。其中别传一类达四十一部，各地耆旧传十二部。进入魏晋以后，人物传记更是大量涌现，据《隋书·经籍志》所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传记有二百一十九种，一千五百〇三卷。清章宗源据各书所记，补出别传一百九十四种，家传一十九种，其他人物传记二十九种，姚振宗又补出三十五种，总凡四百九十六种。若以年代、地区及人物性质划分，这些人物传记可分为如下十一类：

（1）历代人物传，如魏明帝《海内先贤传》、韦氏《四海耆旧传》等。

（2）时代人物传，如袁宏《正始名士传》、戴逵《竹林七贤论》等。

（3）地方人物传，如周斐《汝南先贤传》、苏林《陈留耆旧传》等。

（4）隐逸人物传，如皇甫谧《高士传》、阮孝绪《高隐传》等。

（5）忠孝人物传，如萧广济《孝子传》、梁元帝《忠臣传》等。

（6）烈士人物传，如徐整《豫章烈士传》、华隔《广陵烈士传》等。

（7）列女人物传，如皇甫谧《列女传》、项原《列女后传》等。

（8）释氏人物传，如慧皎《高僧传》、裴子野《众僧传》等。

（9）列仙人物传，如葛洪《神仙传》、朱思祖《说仙传》等。

（10）家传，如裴松之《裴氏家传》、江祚《江氏家传》等。

（11）别传，如谢鲲《乐广传》、无名氏《李固别传》等。(www.xing528.com)

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数量宏富，种类繁多，远为两汉所不及，同时也是隋唐以降各朝所无法比拟的。遍阅隋唐以后各朝史书之艺文志，所记载的人物传记屈指可数。因此，可以说，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的发达是不同于其他各朝的一种独特的史学现象。

任何一种史学现象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有一定的原因。人物传记何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蓬勃发展，原因有三：

第一，选举制度的变化促使人物传记大量涌现。

继两汉“察举”“征辟”的选举制度以后，曹魏以来各朝相继实行“九品中正制”。该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政府官员中选择所谓“贤有识鉴”的人物，按其籍贯兼任本州郡的大小中正，负责评定散处在各地的本州郡人物，依德行、才能分为九等，亦即九品，作为吏部选官的依据。这种选举制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对被选拔的士人要进行一番评论。要评论，势必要对人物进行褒贬。因此，这种政治上评论人物的要求，反映在史学领域里则是褒贬人物的史学思想风靡史坛。而这一史学思想直接促成了编写人物传记之风的盛行。当时社会上评价史家长短得失，也大都立足于人物传记。特别是政府还以撰述人物传记来测试史官之才识，“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6]。因此，人物传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空前发展，许多史家一意致力于人物传记的写作。如魏苏林撰《陈留耆旧传》，吴陆凯撰《吴先贤传》，晋张方撰《楚国先贤传》，宋郑缉之撰《孝子传》，齐崔蔚祖撰《海岱志》，梁阮孝绪撰《高隐传》，北齐刘昼撰《高才不遇传》。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一些帝王也非常重视编写人物传记，如魏文帝撰《列异传》，魏明帝撰《海内先贤传》，特别是梁元帝撰《孝德传》《忠臣传》《显忠录》《丹阳尹传》《怀旧志》《全德志》《同姓名录》，达七部之多。在九品中正制推行的初期，吏部除授官职还比较重视德行和才能，基本上能够按人才优劣以定品第。可是，随着世家豪族势力的迅速发展和门第制的形成，各州郡的中正官便逐渐为一些豪族大姓所掌握。家庭出身和本阶级的切身利益决定了他们品定士人等第的标准只能是家世门第的高低，因而酿成一种“下品无高门，正品无贱族”^[7]的政治格局。这种社会客观条件反映在史学上则是家传和别传的大量涌现。上已述及，两汉时期的别传只有四十一部。而据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别传，见于《新唐书·艺文志》者二十部、《三国志注》二十五部、《续汉志补注》二部、《世说新语注》六十九部（实为八十一部）、《文选注》二部、《艺文类聚》三十三部、《初学记》八部、《北堂书钞》十三部、《太平御览》三十二部，总凡二百〇四部。至于家传也远远超过两汉时期。

由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的实行直接促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的大量涌现。

第二，社会思潮的变革丰富了人物传记的种类。

战国以来学术思想界的“百家争鸣”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定于一尊，成为两汉时期封建地主阶级巩固其统治地位的主要思想武器。可是，进入魏晋以后，伴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日益激化，思想界也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出现了继战国之后的第二次“百家争鸣”，儒学、玄学、佛教、道教竞相驳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史学作为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并探讨其规律的一门科学，它的兴盛与发展不仅同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息息相关，而且是要受社会思潮的变革和发展所影响和制约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界这种纷繁复杂的现象在史学领域中最直接的反映，就是人物传记种类的繁多。如上所言，两汉时期，人物传记仅有六门，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多达十一类。由于玄学的盛行，出现了《高士传》《逸士传》《逸民传》等反映清谈玄言的人物传记；道家思想的流行，导致了《神仙传》《说仙传》《养性传》《集仙传》《洞仙传》等反映神仙方术、鬼怪变化的人物传记的纷纷问世；佛教的兴盛，产生了《名僧传》《高僧传》《众僧传》等一大批释氏传记。

第三，地方经济的开发直接刺激了地方人物传记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以前，以荆扬二州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尚处于“民户凋耗”的经济不发达时期。可是，进入魏晋以后，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不仅带来了中原地区进步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生产技能，而且扩大了南方地区的耕地面积，从而为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当时南方蛮族和山越族等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了，他们与汉族的融合，也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随着南方经济的开发，涌现了大批记载某一地区的人物传记，如魏苏林撰《陈留耆旧传》一卷，吴谢承著《会稽先贤传》七卷，晋陈寿作《益部耆旧传》十篇等。这种以地域为中心的人物传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传记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不计章宗源、姚振宗所补，仅《隋书·经籍志》所载，就达四十多部，远超两汉。由此可见，地方经济的开发是促使地方人物传记发展的主要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各类人物传记，对后人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