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注》的特点及考据订正

南朝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南朝梁刘孝标为之作注，用力甚勤，征引繁博，保存了大量已佚之史料，于辑佚和校勘旧籍颇多贡献。特别是精于纠谬补阙，考订史实，较之原著，更具有史料价值，“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1]。但令人遗憾的是，该注历来不为学术界所重视，目下所见已出版的古代史学史、史料学以及史籍举要之类的专著，有的对其只字不提，有的寥寥数语，至于专文研究，迄今不曾问世，究其因，概由《世说新语》是一部文学作品所致。实际上这是很不公允的。本文试就《世说新语注》的特点略作探讨，力图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

《世说新语注》完成于史学发达、史注之风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之颇具特点。现条其荦荦大端，论列如下。

（一）征引繁博

征引繁博是《世说新语注》优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他史注的一大特点。检“一家名学”的《国语韦注》，虽则引文三百余条，但引书仅十八种。就是搜罗甚富、备受学者推崇的《三国志注》，所引书目也只有二百余种。而《世说新语注》征引之书，经部三十五家、史部二百八十八家、子部三十九家、集部四十二家、释氏十家，共四百十四家^[2]。广征博引虽不为《世说新语注》开其端，但其引书之多、掘发之广，却是前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后人亦很少可以与之相比拟（著名的《水经注》引书三百七十五种）。它一方面反映了注者功力之深，泛览之勤；另一方面亦为学术研究保存了丰富的资料。这一点是应予以肯定的。

（二）条列异同

同记一事，若情节有别，或文字相异，不管是迥别，还是微异，在无确凿证据可以定其是非的情况下，刘孝标则条其异说，并皆抄内，以备异闻。如《世说新语·文学》载袁宏始作《东征赋》，全不言陶范之事，陶以武力相威胁。注引《续晋阳秋》曰：“宏为大司马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桓温）。’”于此孰是孰非，疑不能判之处，刘注只言“二说不同，故详载焉”。又如《世说新语·言语》中说，桓玄篡位后，将改置直馆，以问左右，有一无名氏引潘岳《秋兴赋叙》以对，玄咨嗟称善。而刘谦之《晋纪》云：“玄欲复虎贲、中郎将，疑应直与不，访之僚佐，咸莫能定。参军刘简之对曰：‘昔潘岳《秋兴赋叙》云，余兼虎贲中郎将，寓直于散骑之省。以此言之，是应直也。’玄欢然从之。”与《世说新语》所言有别。对此，刘氏引之并注明：“此语微异，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详载之。”是属之例，不胜枚举。由此可见，有关歧异史载，在未弄清疑窦时，刘氏并存其说，概不轻下论断。这种实事求是的注书方法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深刻影响，对于抨击那种主观武断的不良学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就是对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仍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同时，由于刘注所引古书大皆亡佚，通过条列异同所保存的各类资料就显得特别珍贵，它为后人再加考核，以正订讹谬，澄清某些历史事实提供了充分条件，为历史研究做出了贡献。

（三）纠纰攻缪

《世说新语注》擅长纠纰攻缪，前人早已指出，唐刘知几说：“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3]《四库全书总目》亦云：“孝标所注，特为典赡……其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凡义庆原文纰缪显然者，刘氏则引援事实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如《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殷浩）为庾公（庾亮）长史”条下，注曰：“按《庾亮僚属名》及《中兴书》，浩为亮司马，非为长史也。”又如《世说新语·捷悟》载王敦率军将至大桁，晋明帝命温峤断桁以截击，峤未断桁，以致明帝大怒。注曰：“按《晋阳秋》、邓《纪》（邓粲《晋纪》）皆云，敦将至，峤烧朱霍桥以阻其兵，而云未断大桁，致帝怒，大为讹谬。一本云帝自劝峤入，一本作噉饮，帝怒，此则近也。”对于诸如此类的谬误现象，刘氏基本上都以两种以上记载相同的史料用以考辨，富有说服力。另外，对于那些讹舛不甚明了的记载，刘氏更是细心考究，一一辨明正误。如《世说新语·方正》载梅颐曾有惠于陶侃云云。而邓粲《晋纪》云，王敦曾陈兵欲加害陶侃，经其咨议参军梅陶劝谏，乃止。王隐《晋书》所记亦同。刘孝标以此两条资料为主，又据《晋诸公赞》和《永嘉流人名》，知梅陶为梅颐之弟，颐字仲真，陶字叔真，“叔真”“仲真”，一字之差，二人相误，实有可能。从而得出论断：“按二书（《晋纪》《晋书》）所叙，则有惠于陶，是梅陶，非颐也。”令人信服。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刘氏于祛谬取信的过程中，能够把考据和明理统一起来，既详考其事，又注重据事理辨析，以推论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如《世说新语·贤媛》载孙秀欲立威权，逼李重自裁。注曰：“按诸书皆云，重知赵王伦作乱，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书乃言自裁，甚乖谬。且伦、秀凶虐，动加诛夷，欲立威权，自当显戮，何为逼令自裁？”使人心服口服。总之，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对其错谬之处，详加考据订正，据笔者粗略统计，达五十七处之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其贡献之大，“不第为临川之功臣，并足以规《晋书》矣”^[4]。

（四）增补事实

《世说新语》文字精练，词义隽永，但叙事简单，致使有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主要生平事迹每每阙如，一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亦多有不明。鉴于此，刘孝标作注，重视增补事实。凡《世说新语》原文过于粗疏、简略之处，则引举事实，详加补充。如《世说新语·政事》：“陶公（陶侃）性检厉，勤于事。”注引《晋阳秋》予以补充：“侃练核庶事，勤务稼穑，虽戎陈武士，皆劝厉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性纤密好问，颇类赵广汉。……侃勤而整，自强不息，又好督劝于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圣人，犹惜寸阴，至于凡俗，当惜分阴，岂可游逸，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陶侃是东晋时期重要历史人物之一，王鸣盛赞誉其为“东晋第一纯臣”，他扶正济危，屡建功勋，对巩固中央王权，稳定东晋统治起了重要作用。据刘注所引《晋阳秋》一段，可见其德才之卓尔不群，尤其是在黑暗腐败的东晋一代，更为难得。这是总论陶侃之为人的重要史料。特别是《晋阳秋》已佚，更显得可贵。又如《世说新语·仇隟》：“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事情的来龙去脉不明，令人费解。注引干宝《晋纪》曰：“石崇有妓人绿珠，美而工笛，孙秀使人求之……崇竟不许。”着墨不多，而整个事件显得清晰、完整。刘注在增事实的同时，还补其阙漏。如《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袁宏）作《名士传》，成。”注曰：“宏以夏侯太初（夏侯玄）、何平叔（何晏）、王辅嗣（王弼）为正始名士；阮嗣宗（阮籍）、嵇叔夜（嵇康）、山巨源（山涛）、向子期（向秀）、刘伯伦（刘伶）、阮仲容（阮咸）、王濬仲（王戎）为竹林名士；裴叔则（裴楷）、乐彦辅（乐广）、王夷甫（王衍）、庾子嵩（庾敳）、王安期（王承）、阮千里（阮瞻）、卫叔宝（卫玠）、谢幼舆（谢鲲）为中朝名士。”《名士传》久佚，不得其详，但据此注，一方面能够了解此书内容编排之大概，《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刘节先生《中国史学史稿》等史学史专著所言《名士传》，皆以此注为本；另一方面，亦可看出袁宏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非常重视，表明当时月旦人物的社会风气十分兴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魏晋时期的史家，很重视个人对于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

总之，刘注于《世说新语》缺略之处，着力增补，不啻使之记述更为完整，而且为后世保存了大量难得的史料，颇有裨于史学研究，其功绩不能抹杀。

（五）态度谨严

刘孝标治学详审，态度谨严，遍阅其注，未有主观臆测之感。凡是《世说新语》所记之人或事，查其他诸书而无以资证者，皆注“未详”二字。如《世说新语·言语》：“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条下，即注“未详”。又如《世说新语·政事》：“陈元方年十一时，侯袁公。……袁公曰：‘孤往者曾为邺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刘氏为了搞清哪位袁氏在汉代做过邺令，不辞艰辛，“检众《汉书》”，对有关文献资料钩稽爬梳，认真考察，而结果是“袁氏诸公，未知谁为邺令”。即便如此，他也不否定原著所载，而注曰：“故缺其文，以待通识者。”反归责自己浅识寡闻。谦虚、谨慎之至。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那些确有纰漏，但又持之有故，不易推翻的论断，刘氏采取一方面提供线索，一方面疑以传疑的态度。如《世说新语·任诞》：“张酒后，挽歌甚凄苦。桓车骑（桓冲）曰：‘卿非田横门人，何乃顿尔至致。’”为说明问题，无妨原注照录。注曰：“谯子《法训》云：‘有丧而歌者，或曰彼为乐丧也，有不可乎？’谯子曰：‘《书》云：四海遏密八音，何乐丧之有？’曰：‘今丧有挽歌者，何以哉？’谯子曰：‘周闻之：盖高帝召齐田横至千户乡亭，自刎奉首，从者挽至于宫，不敢哭，而不胜哀，故为歌以寄哀音。彼则一时之为矣。邻有丧，舂不相引，挽人衔枚，孰乐丧者邪？’按《庄子》曰：‘绋讴所生，必于斥苦。’司马彪注曰：‘绋，引索也。斥，疏缓也。苦，用力也。引绋所以有讴歌者，为人有用力不齐，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传》曰：‘鲁哀公会吴伐齐，其将公孙夏命歌虞殡。’杜预曰：‘虞殡，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记·绛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箫乐丧。’然则挽歌之来久矣，非始起于田横也。然谯氏引礼之文，颇有明据，非固陋者所能详闻。疑以传疑，以俟通博。”这种尊重史实，严肃中正的治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对后世甚至今天从事古书注释工作者都很有裨益和启发，值得称道和发扬。

二

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他史注一样，《世说新语注》不仅有其特点，而且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对辑佚古史的贡献

如上所述，《世说新语注》搜罗宏富，补充了大量史料，所用之书达四百余种。虽则所引诸书，十佚其九，但由于刘孝标作注时引以各家原文，且一一注明出处，使后人得以窥其一斑。因而，该注在辑佚古史方面具有很高资料价值。例如，据有史可查的晋史著作有二十三家，虽然诸书全书已亡，但王隐《晋书》、虞预《晋书》、朱凤《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沈约《晋书》、干宝《晋纪》、傅畅《晋诸公赞》、孙盛《晋阳秋》、习凿齿《汉晋春秋》、邓粲《晋纪》、徐广《晋纪》、曹嘉之《晋纪》、刘谦之《晋纪》、王诏之《晋安帝纪》、荀绰《晋后略》、桓道鸾《续晋阳秋》等皆在《世说新语注》中有部分引文，这就为后人辑佚诸家晋史提供了方便。清人汤球所辑之二十三家晋史^[5]，采《世说新语注》者甚多。以《晋阳秋》为例，辑本中就有九十余处引自该注。又如陈溶运所辑之邓粲《晋纪》，取材于《世说新语注》《太平御览》《北堂书钞》和《初学记》，共收录四十五条，其中二十四条引录于《世说新语注》，占辑本二分之一还多。至于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黄奭《汉学堂丛书》等清人辑佚丛书中所辑之晋史，也都依据了《世说新语注》，兹不赘述。《世说新语注》不只是对前人辑佚古史有巨大的贡献，并且对我们今天钩稽佚文，恢复古籍的本来面目，进一步搞好古籍整理工作，亦有着一定的作用。试举一例，《世说新语注》引录有很多汉至梁朝的不同种类的人物传记，如历代人物传（如魏明帝《海内先贤传》）、地方人物传（如周斐《汝南先贤传》）、时代人物传（如袁宏《正始名士传》）、妇女人物传（如刘向《列女传》）、隐逸人物传（如皇甫谧《高士传》）、僧道人物传（如释慧皎《高僧传》）、氏族家传（如裴松之《裴氏家传》）等。特别是别传甚多（如《桓温别传》），共六十九部。这些人物传记，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其史料上的价值和作用，它既可正正史、别史之乖违，又能补正史、别史之不足，诚如欧阳修所云：“古者史官其书有法，大事书于策，小事载之简牍。至于风俗之旧，耋老所传，遗言逸行，更不及书，则传记之说，或有取焉。然六经之文，诸家异学，说或不同；况于幽人处士，闻见各异，或详一时之所得，或发史官之所讳，参求考质，可以备多闻焉。”^[6]可惜的是，上举各传很多都已散佚，现又很少有辑本。更令人遗憾的是，《隋书·经籍志》于杂传之列未载别传，《新唐书·艺文志》仅录二十部。如果我们依靠《世说新语注》和《三国志注》《续汉志补注》《文选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初学记》《北堂书钞》等书（诸书皆引录有传记之作），将各类人物传记汇为一辑，这样，既可以使散失湮没了的古代史籍史实恢复旧观，汉魏古籍得以更趋完整系统，又能在更为广泛的程度上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诸方面提供丰富的史料。同时亦能促使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因为人物传记的发达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又是史学兴盛的一种表现。

（二）对校勘旧籍的功用

《世说新语注》除引录原文，注明出处外，尚具有“引援详确”“记载特详”^[7]、剪裁得当等特点，于重要史事，往往首尾完具，史实连贯。这就为后人校勘旧籍提供了佐证。如《世说新语·方正》：“高贵乡公薨，内外喧哗。”注引《汉晋春秋》和《魏氏春秋》皆云高贵乡公曹髦因司马昭专权独断而率兵予以讨伐，反为太子舍人成济（司马昭之党羽）所杀。在详叙事情原委之后，又引干宝《晋纪》曰：“高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召朝臣谋其故”云云。征此三说，高贵乡公为成济所杀实属信史。这不仅说明《世说新语》所记有误，更重要的是纠正了《三国志》中一大载笔之失。众所共知，陈寿撰史，曲笔颇多，回护过甚，每每替魏晋统治者隐恶溢美。关于高贵乡公之死，《三国志·高贵乡公纪》只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且载一司马昭之奏议。这样，在陈寿笔下，司马昭这一刹君之罪魁祸首俨然成为一讨贼之功臣。依据刘注，则可以辨明真伪，恢复这一历史事实的真相。又如，晋张勃撰《吴录》，三十卷。已佚。《通志·艺文略》列其为编年类。但《世说新语·赏誉》曰：“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注引《吴录·士林》曰：“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可知其书有传。又《初学记》《太平寰宇记》诸书所引称《吴录·地理志》，则其书有志，当属纪传体，殆无疑义。据此可校正《通志·艺文略》之误。除利用《世说新语注》纠正正史或其他史书记载上的错谬以外，还可以把该注和别的史注及类书相参照，以校勘所引史籍本身。如《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阿堵上”条下，注引《魏略·西戎传》一段，记载了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者口授《浮屠经》一事，是研究佛教开始流传我国的重要史料，在《三国志注》中亦有引录，但两者文字有异，个别人名亦有出入，如同一人物，刘注云“复豆”，《三国志注》云“复立”。《魏略》已佚，若就两者进行校勘、考证，方可辨订是非，以纠正谬戾、乖杂之处。

（三）对《世说》《晋书》的贡献

（1）《世说新语注》于纠谬补阙两项所下功夫甚深，这就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上为后人研究汉至东晋时期的历史提供了更为翔实、可靠的资料，相应地，就进一步提高了《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这一点，上文已约略述及，无须再赘。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刘注于《世说新语》所记之正确者，皆引其他史籍以资佐证。这又从另一方面增强了《世说新语》的史料性，足以为治史者之一助。如《世说新语·方正》：“王含作庐江郡，贪浊狼藉。王敦护其兄，故于众坐称：‘家兄在郡定佳，庐江人士咸称之。’时何充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敦默然。旁人为之反侧，充晏然，神意自若。”此语充分反映了何充不避强御、无所阿容的精神，是研究何充的一条重要材料。但其可靠性如何，是否能够作为信实的史料，参考刘注，问题便不难解决。注引《中兴书》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罗贤俊，辟充为主簿。充知敦有异志，逡巡疏外。及敦称含有惠政，一坐畏敦，击节而已，充独抗之。其时众人为之失色。由是忤敦，出为东海王文学。”与《世说新语》所载一致。综览全注，是属之例，比比皆是。

（2）唐初修《晋书》，除依据其他诸史外，亦大量采用《世说新语》和《世说新语注》，《四库全书总目》说：《晋书》“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乎全部收入。”例如：《世说新语·排调》：“干宝向刘真长”条下，注曰：“《中兴书》曰：‘宝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吴奋武将军。父莹，丹阳丞。宝少以博学才器著称，历散骑常侍。’”“叙其《搜神记》”条下，注曰：“《孔氏志怪》曰：‘宝父有嬖人，宝母至妒，葬宝父时，因推著藏中。经十年而母丧，开墓，其婢伏棺上，就视犹暖，渐有气息。与还家，终日而苏。说宝父常致饮食，与之接寝，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辄语之，校之悉验。平复数年后方卒。宝因作《搜神记》，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刘曰：“卿可谓鬼之董狐”条下，注引“《春秋传》曰”云云。且看《晋书·干宝传》中的两段记载：“干宝字令升，新蔡人。祖统，吴奋武将军、都亭侯。父莹，丹阳丞。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著作郎。”又“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少，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以示刘惔，惔曰：‘卿可谓鬼之董狐。’”。两相对照，另无二致。诸如此类的例证，不一而足，由此可见，《世说新语注》对于丰富和充实《晋书》的史料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www.xing528.com)

总之，刘注在增强史料价值和提供资料方面分别对《世说新语》和《晋书》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价值不应低估。

（四）对史注研究的作用

史注作为史学的组成部分，与史学的发展互为表里。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达，史注之风亦随之盛行。以《汉书》为例，据颜师古《汉书叙例》可知，自汉末至陈，为之作注的就有二十三家。但是，这一时期的史注，大都是对于字音字义、名物制度等的解释。如延笃的《史记音义》、应劭《汉书集解》、韦昭《国语注》、晋灼《汉书集注》、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等即是。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虽则主要是补充史实，但对字音、字义、名物、地理、典故等方面的注释，亦有相当多的数量^[8]。《四库全书总目》云：裴氏“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可见，裴注尚未彻底摆脱史汉旧注所恪遵、沿袭的音韵训诂的传统习俗。而《世说新语注》则不然，它条列异同，对原著进行大量补阙、拾遗，并根据所引资料考辨真伪，指明是非。对字音的解释，通注仅有两处，有关名物、典故的注释，也是寥寥无几。更为重要的是，《世说新语注》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注释特为精详。这一点也是裴注所不可及的。如《世说新语·德行》：“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首先，注引《晋阳秋》介绍了邓攸“清慎平简”的性格，与事件相吻合。然后，引邓粲《晋纪》、王隐《晋书》《晋中兴书》说明了事件发生的原因、发展进程和最后结果，线条清晰，脉络分明。关于历史人物，凡《世说新语》原文中所出现的，都引各家原文以注释。如《世说新语·言语》：“王中郎令伏玄度、习凿齿”条下，注引《王中郎传》和《中兴书》分别对此三人的性格、为人及仕历等方面做了概括介绍。同一人物，前面已注释过，后面又出现时，便注“已见”二字；若在后面注释，前面即注以“别见”。由此不难看出，《世说新语注》不仅与史汉旧注迥然有别，不可同日语，而且较之裴注，亦有优长之处。因此，《世说新语注》对于我们探求汉魏六朝史注的源流、演变及发展趋势，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若把史汉旧注、《三国志注》和《世说新语注》连缀起来做一纵观，无疑，将会使史注的研究更加深入一步。

三

究竟怎样评价《世说新语注》，笔者认为，应该把《世说新语》的史学价值和《世说新语注》的特点、价值结合起来做一客观的考察。

第一，诚然，《世说新语》是一部文学作品，在古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但我们知道，它是一部笔记小说集，而古代的笔记小说和近、现代所谓之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如众所知，汉魏六朝时期，人们称杂记为小说，其内容主要是记述所闻所见，相当于唐宋人的笔记，其中保存有大量十分珍贵的史料。《世说新语》正是如此，全书记载了汉至东晋年间士族阶层人物的言谈轶事，反映了魏晋期间士族地主阶级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和颓废空虚的精神面貌，如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学风和社会风尚。因此，从反映社会现实来说，它不失为一部研究当时社会历史，特别是文化学术史的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并且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我们不能因为《世说新语》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而忽视或不重视其史学价值，更不应因此而有所“株连”，以致对其注的史学成就亦不屑一顾。

第二，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是把它当成一部史学著作来看待的，整个注释工作始终根基于其史学价值之上，对于那些“诸书无闻，唯见《世说》”的记载，皆以“自未可信”^[9]的态度给予否定。刘知几《史通·杂说》云：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刘峻（孝标名）注释，摘其瑕疵，伪迹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固然，唐修《晋书》并未全然从义庆之非，弃孝标之是，刘知几所言，实欠确当，但其视刘注为“正说”，却是颇有见地的。就刘注的特点而言，无论是网罗群籍、罗列异同，还是纠谬补阙，都是深得史家注书之法。即以近人甚至今天的注书标准来衡量，仍不失为史注中之精选佳作。尤其是刘氏那详审、谨严的治学态度，更值得赞许和效法。就刘注的价值来说，不管是对辑佚古史或校勘旧籍的功用，还是对《世说》《晋书》和史注研究的作用，归根到底，都是对史学研究的贡献。

基于上述理由，可以得出结论：《世说新语注》是一部地道的史注。宋高似孙《纬略》曾经指出：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如引汉魏吴诸史及子传地理之书，皆不必言，只如晋氏一朝史及晋诸公别传谱录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于正史之外，记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胡应麟亦称《世说新语注》“综核精严，缴驳平允，允哉史之忠臣、古之益友也”^[10]。这些评价是比较公允的。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至善至美的，《世说新语注》亦有其不足之处，如有些地方繁芜无谓等，但这毕竟是少数，瑕不掩瑜。

综上所论，《世说新语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具特点、富有价值的著名史注，在古代史学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应当引起史学界，特别是史学史研究工作者的足够重视。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4期）

【注释】

[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子部小说家类一。

[2]沈家本：《世说注所引书目序》。

[3]《史通》卷五。

[4]唐修《晋书》，多采《世说》。

[5]收入《广雅书局丛书》。

[6]欧阳修：《崇文总目》。

[7]高似孙：《纬略》。

[8]杨翼骧：《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1963年第2期。

[9]《世说新语·纰漏》。

[10]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