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是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战争频仍的动荡年代。在政治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错，政局显得特别动荡不安；在经济上，士族地主椎埋攻剽，多畜奴婢，田宅无限，而广大劳动人民啼饥号寒，濒于死亡之绝境。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自然形成“宰辅执政，政出多门”的门阀专政的政治格局，僭越无常、上下无章、暴酷骄恣、昏虐无道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安定。素以“立身简素”“勤恤百姓”[20]著称的裴松之慨然有感于此。他切齿痛恨统治阶级暴虐无道的治国之道，他采用纵向回溯的手法愤然指出：“桀、纣无道，秦、莽纵虐，皆多历年所，然后众恶力著。董卓自窃权柄，至于陨毙，计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祸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残贼之性，实豺狼不若。……袁术无毫芒之功，纤介之善，而猖狂于时，妄自尊立，固义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21]尤其是他还借孙盛之口大声疾呼：“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群黎，覆焘万物；若乃淫虐是纵，酷被群生，则天殛之，剿绝其祚，夺其南面之尊，加其独夫之戮。”[22]凡是昏虐无道之人，无论其权势大小，也无论其政治地位高低与否，都受到裴松之的大力挞伐，如他谴责曹魏于禁“肆其好杀之心，以戾众人之议”[23]，痛斥孙权“不爱其民，昏虐之甚”[24]。
历史学作为一门以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规律为对象的科学，具有“通古启今”“鉴往知来”这一为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特殊社会功能。而立足现实，通过对历史的剖析、反思与评论，便是一种很好的以史为鉴的治学途径，因为它直接为规切时弊、刷新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依据。裴松之借为《三国志》作注之机，对以往昏虐无道之人进行无情的揭露与批判，目的在于给当时的统治者敲响警钟，以免重蹈前人覆辙。
出于同样的目的，在反对昏虐无道的同时，裴松之高唱“君臣之义”，提倡儒家“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他一方面分别借孙盛、干宝之论指出：“夫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义节，百行之冠冕也”[25]，“古之烈士，见危授命，投节如归，非不爱死也，固知命之不长而惧不得其所也”[26]。另一方面，直接表白自己的看法：“古之舍生取义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怀德，投命无悔；或利害有机，奋发以应会。”[27]并且以“忠”为例做具体说明：“忠至之道，以亡己为理。是以匡救其恶，不为身计。”[28]在裴松之看来，作为臣子，为了效忠君主，可以献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决不能做因“食人之禄”而不能“死人之事”的动摇变节之臣。他之所以对曹魏郭修颇多微词，就在于“郭修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获于蜀，既不能抗节不辱，于魏又无食禄之责，不为时主所使，而无故规规然靡身于非所，义无所加，功无所立”[29]。(www.xing528.com)
也许会有人指出，这种“忠孝节义”的思想是消极落后的，无可称道。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0]。任何一种思想意识都必须和它并存的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放在一起来分析。在当时宰辅执政，僭越无常，国家处于分裂割据的风雨飘摇的紧要关头，裴松之以国计民生为怀，宣扬儒家“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企图通过对作古之人的褒扬或批评，来纠正士人风气，缓和社会矛盾，改变那种上下失次、纪纲大弛的历史现状，以求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因此，我们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裴松之提倡儒家“忠孝节义”，相对于发表空洞言论的士大夫阶层，就其主观愿望来说要高出一筹，而且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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