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伴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日益激化，思想界也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儒学、玄学、佛教、道教竞相驳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结果是“儒术不振，玄风犹章”[40]。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封建思想体系基础和大纲的儒家思想失去了它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而迅速衰微，学者“竟以儒家为迂阔”[41]，“以儒术清俭为群俗”[42]，公开痛斥“六经为芜秽”[43]，“自黄初至晋末……儒教尽矣”[44]。崇尚“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和佛、道两教垄断了当时的精神世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王应麟曾谓：“老庄之学，盛于魏晋，以召五胡之乱，而道释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于中国。……人心泛然无所底止，而后西方异说，乘其虚而诱惑之。”[45]钱大昕亦云：“释道俱盛于东晋。”[46]当时的大官僚何充、王导等也都不“谄于道”即“佞于佛”。那些玄学家们，表面主张“无为”，效法“自然”，实际上是要达到君主无为，门阀专政，百姓无知无欲，听凭宰割的政治目的。也正是在这种旗帜的遮护下，那些豪门士族一方面放浪形骸，纵情淫乐，过着“熏衣剃面，傅粉施朱”[47]的腐朽糜烂的寄生生活；另一方面，恣意肆虐，毒焰漫天，使得“庶政陵迟，风俗大坏”[48]，茫茫禹域，几无宁日。晋主只不过是大乱中的傀儡，“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49]。面对这种内祸滋漫、生灵涂炭，极易造成外敌入侵的悲惨局面，那些清谈名士只是发表一些无关国计民生的空洞言论，这样的例证在《世说新语》中屡见不鲜。这充分反映了当时士大夫腐朽堕落的生活情趣和空虚无聊的精神状态。而干宝不同，他虽然生活在如此污浊腐败的社会环境里，却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他立足现实，提倡儒家学说中“仁政”“民本”的进步思想，希冀圣贤再世，以挽救“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崩乐坏，中原倾覆”[50]的社会颓势，实现天下一统、朝政清明、人乐其生的理想社会。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学说，既要求人们尽忠尽孝，恪守“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但同时又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以民为本，以“仁爱”之心对待人民。鉴于当时由于门阀专政造成的僭越无常，上下无章，王权统治岌岌可危的社会弊端，干宝遵循儒家忠孝信义的道德准则，要求人们“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他认为这样便“可以取信于神明，无尤于四海”。[51]他极力反对西晋那种上下失次、尊卑无序的社会现象，愤然抨击道：“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以辅佐君子者哉？礼法刑政，于此大坏。”[52]他要求各级官吏严谨守法，各尽其职，“从事中郎之职，各掌其所治之曹，而纪纲之事体，参辅谋议。左长史掌职，检其法宪，明其分宪、椽属之职，敦明教义，肃励清风，非礼不言，非法不行，以训群吏，以贵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53]。但是，干宝并不像正统儒家那样单纯地强调人臣忠君，而是把“君”与“臣”置于一个统一体中，同时强调两个方面，不偏废任何一方。他首先要求君主实行“仁政”，他说：“体仁正己，所以化物。”[54]他盛赞“周家世积忠厚，仁及草木”[55]，在《晋纪总论》中以大量篇幅讲周代的“仁政”。他认为，西晋之所以“受遗辅政，屡遇废置”，就在于“宣、景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56]其次，要求君主讲求“德治”，他说：“君子之行，动静可观，进退可度，动以成德，无所苟行也。”[57]并且必须是“位弥高，德弥广”[58]。只有这样，“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谓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应之，悦而归之，如晨风之郁北林，龙鱼之趣渊泽也”[59]。干宝在强调君主实行“仁政”“德治”的同时，还充分肯定“法治”的社会作用，他说：“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长久也，夫岂无僻主，赖道德典刑，以维持之也。”[60]主张君主治世，要威德相济，“设礼文以治之，断刑罚以威之”[61]。更值得强调的，是干宝那可贵的民本思想。自春秋开始，民本思想就成为古代史学园地里的一个优良传统，统治集团中一些有政治远见的人物，往往把人民的支持与否看成是决定国家盛衰的主要因素。干宝在继承前辈史家民本思想的同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说：“爰及上代，虽文质异时，功业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62]在干宝看来，虽然时代前进了，社会发展了，统治阶级的治国措施也改变了，但在“安民立政”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因为“民情风教”，乃“国家安危之本也”[63]。他把国家比作“城”与“木”，视人民为“基”与“根”，强调指出：“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64]他充分认识到人心的向背是统治阶级能否实现其统治的决定因素。一个国家，一旦失去了人民的拥护，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因此，他告诫统治者：“圣王先成其民，而后致力于神。”[65]大声疾呼：“省民之情，以制作也。”[66]这种旗帜鲜明地把人民看作国家主体的观点是极珍贵的，对自古以来君主独断独行，轻视民众的统治制度是一个有力的批判。(www.xing528.com)
“仁政”“民本”思想是儒家学说中民主性精华所在。纵观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史不难发现，每当统治政权岌岌可危之时，一些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总是打起儒家“仁政”“民本”思想的旗帜，要求改良政治，以拯国济民，因而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干宝正是晋代这种进步史家中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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