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是史家于叙述历史事实之后所抒发的自己的看法，是记人记事的点睛之笔，其作用在于“辩疑惑，释凝滞”[28]。古代的史论，自司马迁始，限于篇终，各书一论，而且都是简单数语地对历史的直接评论。这些都反映了史论的原始性和不成熟性。自荀悦《汉纪》开始，史论不再限于篇终，而是因事随时而立，这就避免了像《史记》《汉书》那样因各书一论而造成的“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29]的冗词赘句的不良现象。这是史论成熟与发展的表现。但就内容而言，《汉纪》的史论失之繁芜。史书是用来记载历史事实的，其根本作用在于如实地反映历史面貌，理所当然应以记事为主，也应以记事取胜。但间或于叙夹议，表明作者对某人某事的态度，一则有裨于后人的研究工作，二来亦便于读者吸取经验教训。不过，史论冗长，势必冲淡史事记述，导致不良后果。《汉纪》共有38则“荀悦曰”，一般都在数百字以上，有的竟长达一千多字，使人难以卒读。无怪乎刘知几责其“失在繁富”。就史论形式而言，一方面，干宝继承了荀悦进步的一面，随时在篇中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之后着墨落笔，阐发议论。如《晋纪·文帝纪》载：“蜀诸葛瞻与邓艾战，败，及其子尚死之。”干宝论曰：“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30]综览《晋纪》佚文，是属之例，不胜枚举。这种夹长短史论于具体史实叙述之中的写法，比起那种限于篇终，“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促而不广”[31]的史论形式，无疑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它更能给人一种直接、具体、深刻的感觉。正因如此，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便采取了这种史论形式。另一方面，干宝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晋纪》末立有《总论》，为干宝首创。就现有史书而言，在干宝以前的各类史体中，尚无一部史书作有总论。单以写作而论，总论要比那种限于篇末或置乎篇中的一般史论难写得多。一部史书，有无总论，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家史才之高下。《晋纪》有总论，这与干宝“有良史之才”[32]是密不可分的。这种总论的史论形式对后世史家深有影响，明代李贽《藏书》即作有《世纪总论》《大臣总论》等，明末清初查继佐《罪惟录》的帝纪和各志、传也有总论。
就史论内容而言，干宝《晋纪》的史论简要、切中。首先，它既不像《史记》《汉书》那样“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33]；又不同于《汉纪》“荀悦曰”的冗长拖沓、繁杂无谓。而是发所当发，论所宜论，且持论简洁。史论宜从简洁，这是古代史家特别强调的一点，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即分别在其《史通·论赞》《通志总序》和《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中大畅此说，特别是刘知几对那些“私徇笔端，苟衔文彩”，以虚文敷论寄诸史册的史家多所非议，谴责他们不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与此同时，他甚为推崇干宝，指出：“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诚如斯言，就《晋纪》佚文来看，除《总论》和《论晋武帝革命》外，共有28条史论，基本上都是数十字的短论，《论晋武帝革命》，只有140余字，就是全书的《总论》也不过2700余字。这在史家论史，好驾空凌虚、题外生枝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堪为异军突起，在当时史学界反响甚大。
其次，《晋纪》的史论，深刻、剀切。《左传》的“君子曰”虽有100多则，但都是有关人物言行和历史事件合“礼”与否的评论，显得空洞、迂腐。同样，《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和《三国志》的“评”，亦囿于人物，多为品藻言行之论。而干宝论史，则紧密结合史实，主要讨论为政得失。《晋纪总论》于此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上起宣帝，下迄愍帝，从“得”“失”两个方面对西晋一朝53年的历史做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总结了晋室何以短祚的原因，指出了封建统治者为政的“根本”和封建王朝兴亡盛衰的“关键”，其中颇有不少精彩之论。因此，后人对它的评价很高，何法盛《晋中兴书》云：“宝撰《晋纪》，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评论切中，咸称善之。”特别是唐、宋时期的书籍还每每收录《晋纪总论》，《文选》卷49《史论》上即全文载录。《晋书》卷5《晋愍帝纪》卷末的“史臣曰”依然把它作为西晋史的总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89《晋愍帝纪》建兴四年（316）十一月条终非议世风时政，论述西晋亡国之因时也采用的是《晋纪总论》的观点。据此可知《总论》见切之精，影响之大。(www.xing528.com)
总之，无论从史论形式，还是就史论内容而言，干宝《晋纪》的史论都有其显著的特点，它既远迈前代，又导启后世，可谓是古代史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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