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盛是东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论著丰硕，特别是他的《晋阳秋》一书，“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1]，在当时史坛上影响颇大。但由于孙氏所著大皆亡佚，现仅存清人辑本，以致长期以来，其史学成就湮没无闻，迄今尚无专文研究。本文钩沉古史，试图对此做一初步探讨。
一
孙盛（302—373），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县）人，世为名门。祖父楚，晋佐著作郎。父恂，颍川太守。盛初仕佐著作郎，尔后因家贫亲老，“求为小邑，出补浏阳令”[2]。庾亮代陶侃为参军时，引孙盛为征西主簿，后转参军。咸康六年（340），庾翼代亮，又“以盛为安西谘议参军”[3]，不久“转廷尉，著作如故”[4]。永和二年（346），与桓温俱伐蜀，有功，“赐爵安怀县侯，累迁温从事中郎”[5]。永和十二年（356），又从桓温入关北平洛阳，以功晋封吴昌县侯，出补长沙太守。后“历散骑常侍、秘书监，常领著作”[6]，且加给事中。享年七十二岁。
孙盛自幼聪敏好学，“涉坟、索，而以史籍为怀”[7]，对史学颇感兴味。“及长，博学”，又“善言名理”[8]。且性格耿介，为人正直，不媚事权贵，敢于揭露黑暗现实，极力痛诋玄虚放诞之风，能与当时擅名一时的玄学家殷浩“剧谈相抗者，惟盛而已”[9]。
孙盛一生“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10]，著有《魏氏春秋》二十卷、《晋阳秋》三十二卷，皆亡佚，前者有古今说部丛书本、说郛本、增定汉魏六朝别解·史部及严可均辑本，后者有严可均、汤球、黄奭及王仁俊辑本。其次是《与罗君章书》《易象妙于见形论》《老聃非大贤论》《老子疑问反讯》，分别保存在《弘明集》和《广弘明集》中。另外还有《异同评》《魏世谱》《蜀世谱》等，皆失传，现仅有后人的零星引文。
二
如上所言，孙盛所著佚失惨重，因此，不可能对作者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成就做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但仍能从后人的辑本和引文觅见其梗概。
（一）秉笔直书，反对褒贬
自孔子《春秋》开任情褒贬之例以来，在古代封建社会，“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11]。史家要据事直书，是要冒风险的，其后果不是“身膏斧钺，取笑当时”，便是“书填坑窖，无闻后代”[12]。尽管也有像南史、董狐、司马迁那样秉笔直书的史学家，但毕竟是少数。一般的史家则是慑于统治阶级的淫威，不惜颠倒是非，篡改史实，以获取功名利禄。特别是魏晋以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恶劣作风更为普遍，作者往往“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13]。显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欲求实录，实非易事，“孙盛实录，取嫉权门”[14]。但孙盛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他不畏强暴，不贪个人名利，更不苟且偷生，敢于据事直书，揭露历史真相。特别是他的《晋阳秋》一书，起于宣帝，终于哀帝，一直写到当时事件。这是除司马迁外，以往其他史家视为禁区所不敢触及的。例如，太和四年（369），桓温率兵北伐，至坊头（河南浚县）为前燕和前秦军所败，桓温自陆路奔还，北伐以失败告终。孙盛在著《晋阳秋》时，不因为桓温在当时是掌握内外大权、左右朝政的皇朝显贵而对其枋头之败虚加讳饰，照样据实记载。桓温看了《晋阳秋》后，“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谓请删改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班白，而廷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诸子遂尔改之。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俊。太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15]这种不避强御，忠实地记载历史事实的精神，在古代历史上是少见的，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超群绝伦，不同凡响。它对针砭当时泛滥史坛的褒贬之风，促进实录、直书思想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后世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如刘知几、司马光等都特别强调史家要据事直书。
（二）亲身调查，考订史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的兴盛与发达，褒贬人物的“春秋笔法”在史学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有些史学家舞词弄札，文过饰非，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地阿意顺从，持谄媚以取私惠。因此，尽管这一时期史学范围扩大，史书体裁增加，史籍数量众多，“一代之史，至数十家”[16]，可向声背实，舍真存伪者却不在少数。特别是由于自魏晋开始，史家蜂起，私家修史之风甚盛，以致著述多门，诸如《语林》《笑林》之类皆纷然问世。而这些杂撰，“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17]。这样一来，“斯风一扇，国史多同”[18]。一些史家随波逐流，以流言俗语载荒诞不经之事于国史之中。孙盛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撰写《魏氏春秋》《晋阳秋》及其他史著的。但他不为世风时俗所囿，更不随声应和，主张严肃地忠实于信实的史料。鉴于载笔有失，他就亲自游历各地，向年长有识者求教，搜罗材料，以亲身见闻补史料之不足，正载籍之乖违。可是，在等级森严、门第观念浓厚，正宗史学居于独尊的东晋，口头资料被视为“旁门左道”而不登大雅之堂。但孙盛却在搜剔文献资料的同时，在史书编撰中大胆地应用可靠的口头资料。如他撰《魏氏春秋》时，就是依靠实地采访所得的材料对魏明帝做评价的，“闻之长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发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断”[19]。同样，《晋阳秋》于“梁、益旧事”，亦“访诸故老”[20]。更值得一提的是，孙盛往往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入史书中，如《晋阳秋》中记载：“盛以永和初从安西将军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21]由此可知，孙盛虽然出身封建名门，但他能够摆脱正统思想的钳制，不持门第观念的狭隘偏见，注重民间的实地采访，把口头资料和有形的文字记载摆在同等地位，一样看作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可与司马迁相媲美。对于一个史家来说，口头资料是很重要的，其价值有时还超过有形的文字记载。早在司马迁撰《史记》时，对此就躬行有得。尔后，历代史家，著述如林，而知此意者却是寥若晨星。孙盛却能够做到这一点，无怪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少有史学家可以和他相比拟。就是唐代的刘知几比起他来，亦尚为逊色。和孙盛一样，刘知几也出身名门望族，但他拘囿于正统思想的窠臼，具有浓厚的门第观念，轻视劳动人民的作用，反映在史料学上，则是对口头资料的否定。他以“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22]来立论，指责孙盛“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23]。相形之下，更可见孙盛在史料学上的进步性：他敢于把口头资料和儒家经典、皇朝正史等同视之，一样肯定它们的应有价值，表现出超越前人的胆略卓识。
孙盛在修史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对史料的鉴别与取舍采取审慎的态度。他首先扩大史料的范围，广搜博采，然后汇集异同，考辨真伪。孙盛曾撰《异同评》，此书久佚，不得其详，但就《三国志注》所引来看，它无疑是一部考订史实的专门著作。因为该注共有六处述及孙氏《异同评》，引文皆为考辨之语。如关于魏将蒲忠、胡质和吴将朱然作战之年代，《三国志》记载在赤乌五年（242）。孙盛对此持有异议，在《异同评》中考证说：“《魏志》（《魏书》）及《江表传》云然以景初元年（237）、正始二年（241）再出为寇，所破胡质、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书》，依违不说质等为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吴志》说赤乌五年，于魏为正始三年（242），魏将蒲忠与朱然战，忠不利，质等皆退。按《魏少帝纪》及《孙权传》，是岁并无事，当是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237）为赤乌五年（242）耳。”[24]显而易见，孙盛的考史态度是十分谨慎的，他不凭单一的孤证否定成说，而是综合有关资料，详加考据订正。按《三国志注》，不在《异同评》之列，有关孙盛考史的例子也有一些，兹不赘述。在魏晋以来，时无良史，记述繁杂的情况下，孙盛继谯周《古史考》之后再度重视史实考订，其承前启后之功不可没。特别是孙盛在考订选择史料的过程中，态度详审、谨严，概不信口妄断，在是非难决之时，就按史料原貌将其并载。如对曹魏时隐者焦先的评价，《魏氏春秋》就把世人的两种看法同时载入：“故梁州刺史耿黼以先为‘仙人也’，北地傅玄谓之‘性同禽兽’，并为之传，而莫能测之。”[25]这种实事求是、严肃中正的治学态度是十分可贵的。
（三）工于文笔，叙事简约
自《左传》始端，经《史记》发展，文史结合就成为古代历史编纂学中的一个优良传统，同时也是古代史书的一大特色。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和章学诚都很重视这一点。“史之为务，必借于文”[26]，一个史家，要尽据事直书之职，如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必须使语言的表达务求恰当与准确，如果“言之不文”，势必“行之不远”[27]，因此，“良史莫不工文”[28]。孙盛就很注重历史文笔，能够把文学的特点运用到具体的史书编写中去。世人称“楚及盛、绰（盛之从父弟）并有文藻”[29]。《文心雕龙·才略》亦云：“孙盛、干宝，文胜为史。”览《魏氏春秋》和《晋阳秋》辑文，给人一种斥暴政则语气激烈，砭时弊则文辞尖刻，记暴行则残忍横前，陈败亡则凄凉可悯的感觉。但孙盛并非单纯地追求辞藻的花哨，不像那些才艺之士舞文弄墨，溺于文辞以为观美之具，而是把艺术加工和历史事实巧妙地结合与统一起来，使史文屈曲适如其人其事。如吴之末帝孙皓本是一个滥施淫刑、草菅人命的独夫民贼，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却封其为归命侯。孙盛对此予以强烈谴责，指出：“皓罪为通寇，虐过辛、癸，枭首素旗，犹不足以谢冤魂，洿室荐社，未足以纪暴迹，而乃优以显命，宠锡仍加，岂恭行天罚，伐罪吊民之义乎？”[30]寥寥数语，不仅文字洗练，文笔畅达，而且忠实地、尖锐而深刻地活现出一副暴酷骄恣的罪恶嘴脸，是对孙皓的一个真实刻画，没有丝毫的夸张与虚构。孙盛在工求文笔的同时，坚决反对魏晋以来那种“弥漫重沓，不知所裁”[31]之恶习，力求叙事简要。《魏氏春秋》和《晋阳秋》于此尤为出色，“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32]。他善于用简练的文字写出丰富的内容，且文直事核，辩而不华，质而不俚。这种言简意深，文约事丰的写作技巧对后世许多历史学家都起了良好的影响。
（四）承前启后，发展史论
史论是史家于叙述历史事实之后所抒发的自己的看法，其作用在于“辩疑惑，释凝滞”[33]，它往往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上反映着史家的观点和思想倾向，提供给历史研究以直接的借鉴和参考。古代的史论，自“司马迁始，限于篇终，各书一论”[34]，而且大都是简单数语的对历史的直接评论。这些都反映了史论的原始性和不成熟性。孙盛撰《晋阳秋》时，在继承前代史论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不限于篇末，可以随时在篇中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之后着墨落笔，加以评论。如《晋阳秋》载：“泰始二年春帝正月，有司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奏可。”孙盛论道：“孔子修《春秋》列三纪为后王法，今仍旧，非也。且晋为金行，而服色尚赤，考之古道，其乖违甚矣。”[35]综览清人汤球所辑之《晋阳秋》，是属之例，不胜枚举。这种夹长短史论于具体史实叙述之中的写法，比起那种限以篇终、以数语囊撮全篇旨意的史论形式，无疑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它更能给人一种直接、具体、深刻的感觉。正因如此，才被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所吸收。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的短暂统一外，我国处于长期分裂割据的混乱状态。在政治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使政局显得特别动荡不安。在思想上，“主爱雕虫，家弃章句”[36]，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退居次要地位，继之而起的是老庄哲学和佛、道两教的兴盛，玄虚放诞之风和宗教瘴气笼罩了整个思想界。孙盛生活在这种“蜜蜂以兼采为味”的纷繁杂沓的历史环境之中，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致使其史学思想极其丰富，综核其要，析条如下：
孙盛继承和发展了《左传》《史记》关于历史进化的思想，承认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说：“洞鉴虽同，有无之教异，陈圣致虽一而称谓之名殊。自唐虞不希结绳，汤武不拟揖让，夫岂异哉？时运故也。”[37]在孙盛看来，唐尧、虞舜不仰慕、希求远古时代那种结绳记事的方法，商汤、周武王不模仿三皇五帝时期的禅让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时代的前进，一切社会制度都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变化着。因此，他既反对那些脱离现实、墨守成规的削足适履之徒，又反对那些是今非古，否定古今相因的主观臆想之辈。他说：“伯阳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执今之有以绝古之风，吾故以为彼二子者不达圆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38]这种要求人们既不能泥古不变，又不能以今摈古的朴素辩证的历史观，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园化”与“一方”的关系，亦即全面、联系与片面、孤立的关系。不难看出，生活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孙盛，不仅是一个历史进化论者，而且具有唯物辩证思想的因素。
从进化论的历史观出发，孙盛进一步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人们的思想和各项社会制度也要随之做出适当的改变。他说：“道之为物，唯恍与惚，因应无方，唯变所适。”[39]为了达乎适变，他主张随时设教，“随时设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滞于适变”[40]。这种反对保守教条，强调进行适合时宜的变革，以新制度代替早已过时的旧制度的思想，有利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尤为可贵的是，孙盛能够把上述历史进化的观点直接运用到史书编撰中去。首先，对一些重大的政治制度，能够从历史进化的观点给予比较合理的分析，如关于分封制这个历代史家和政论家聚讼纷纭的问题就是如此。他对曹魏实行分封制深表不然，他说：“异哉，魏氏之封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汉初之封，或权侔人主，虽云不度，时势然也。”[41]在他看来，汉初实行分封制，虽然酿成了诸侯僭越、权侔人主的严重恶果，但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形势促成的，因此，魏氏王朝就要根据新的历史形势，以前朝为鉴，实行新的政治制度，而不能步人后尘，再行分封制。这是一种精辟独到之见，显然超过了那种对于封建制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不科学的观点，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其次，对于历史上那些适时应变的人物，他都给予一定的赞扬和肯定。如曹魏时和洽曾论选用不宜过于崇尚俭节，孙盛对此评价说：“昔先王御世，观民设教，虽质文因时，损益代用，至于车服礼秩，贵贱等差，其归一揆。魏承汉乱，风俗侈泰，诚宜仰思古制，训以约简，使奢不陵肆，俭足中礼……如此则治道隆而颂声作矣。夫矫枉过正则巧伪滋生，以克训下则民志险隘，非圣王所以陶化民物，闲邪存诚之道。和洽之言，于是允矣。”[42]相反，对于那些“一其所尚”，墨守成规的人物则予以批评与谴责。如孙盛对萧何在楚汉争雄，相互残戮，百姓生灵涂炭之际大兴土木，营建宫室之举就加以强烈的抨击，指出：“《周礼》，天子之宫，有斫
之制。然质文之饰，与时推移。汉承周秦之弊，宜敦简约之化，而何崇饰宫室，示侈后嗣。……使百代之君，眩于奢俭之中，何之由矣。”[43]总之，孙盛能够把是否顺应时代潮流而变革古制旧俗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标尺，这确是进步的、正确的。
（二）朴素唯物论的因素
魏晋以来，宗教迷雾充斥整个社会，神灭论与神不灭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反映在史学领域内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交锋。孙盛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和神不灭论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他指出：“形既粉散，知（神）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往日。”[44]明确认为神（知）随形灭，即使人的形神消散之后变成另外一种物体，它也和原来的形体迥然有别。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原来的形神能够离而再合的观点。这是一种杰出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在封建神学、宗教迷信甚嚣尘上的东晋，可谓是难能可贵的真知灼见。在孙盛以前，无论是史学家，还是思想家，都未曾提出过这样闪耀着唯物主义火花的异常明确的无神论观点。孙盛不仅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而且是思想史上反佛教思想的先驱。他的无神论思想虽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但对中国古代史学史和思想史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南朝范缜著名的《神灭论》无疑受到孙盛无神论思想的直接影响。
由于孙盛站在无神论的立场上，因之，在史学中就贯彻了一些唯物主义观点。他从形散神灭的思想出发，否定符瑞祯祥与报应论，反对人们求助于神，把设符弄鬼看成是将亡的征兆，他说：“伪设符令，求福妖邪，将亡之兆，不亦显乎！”[45]他认为国家的兴亡盛衰不在于天命鬼神，是由人的行为所决定的。如他在论述汉王朝的灭亡时指出：“风泽既微，六合未一，而雕剪枝干，委权异族，势同瘣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诸，非天丧也。”[46]在孙盛看来，由于汉王朝人为地造成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强大和外戚、异族的专权，这样，国家危亡的惨局也就成为不可改变和无法挽救的了。既然如此，那么“魏之代汉”，亦就“非积德之由”[47]，是历史的发展使然。这种从主观人谋和客观形势的结合上探寻国家兴亡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唯心主义的藩篱，对宿命论和天命观是一个有力的批判。至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孙盛也能够从朴素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出发，进行认真的分析，不做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例如，曹操的父亲嵩为陶谦所害，后来曹操伐谦，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孙盛对此评价说：“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48]既肯定了曹操讨伐无道、安抚百姓的功绩，又指出其持报私仇、加害无辜之不足。这是比较科学的评价方法。
不过，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总要受时代的制约，他们的思想总会从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反映出该时代的特点和状况。孙盛毕竟是生活在佛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鬼神、符瑞、因果报应等封建迷信不能不使他受到丝毫的侵袭以致在其思想上有所体现。因之，孙盛虽然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否定因果报应论，可是有时又用自然现象来附会社会现象，用一些自然之气的出没解释人世上历史的变化，如，《晋阳秋》载：“咸宁八年（282）八月丁酉，大风折大社树，有青气出焉。”孙盛据此认为：“中兴之表，晋室之乱，武帝子孙无孑遗，社树折之应，又常风之罚也。”[49]这说明孙盛的思想在有些方面是存在着矛盾的。但他的思想主流是反对神不灭和命定论观点的。
（三）济世的“君臣之义”
上已述及，东晋时期，玄学和老庄哲学风靡思想界，儒家学说已不占统治地位。但孙盛却独树一帜，高唱“君臣之义”，提倡儒家“忠义孝节”的伦理道德，并把它贯穿于著述之中，以是否礼贤崇德和忍辱从君命作为臧否国君和人臣的重要衡量尺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君臣关系是一种重要的关系，只有处理、维护好这重关系，才能避免上陵下替的现象，国家方可长治久安。但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君臣之义”，主要是强调人臣忠君，至于人君是否胡作非为，就不在此之列了。可孙盛却不然，他把“君”与“臣”置于一个统一体中，同时强调两个方面。他认为，如果“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就能够“上下休嘉，道光化洽”[50]。因此，他坚决反对人君和臣下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则凶于而家，害于而国……人君且犹不可，况将相乎！”[51]在他看来，“世主若能远览先王闲邪之至道，近鉴狡肆徇利之凶心，胜之以解网之仁，致之以来苏之惠，燿之以雷霆之威，润之以时雨之施，则不恭可敛衽于一朝，咆哮可屈膝于象魏矣。”[52]因而，他大声疾呼，人君要礼贤崇德，施行仁义，“夫礼贤崇德，为邦之要道，封墓式闾，先王之令轨，故必以体行英邀，高义盖世，然后可以延视四海，振服群黎”[53]。与此同时，他要求臣下秉直仗义，“夫仗道扶义，体存信顺，然后能匡主济功，终定大业”[54]。尤其强调臣下要奉持臣节，不能二三其德，要像古代的箕子、柳下、萧何、周勃等贤士忠良那样委身国事，忍辱从君命[55]。孙盛认为，孙权之所以“不能克昌厥后，卒见吞于大国”，就在于他不持臣节，“向使权从群臣之议，终身称汉将，岂不义悲六合，仁感百世哉”。[56]故对于历史上那些既已“食人之禄”，而不能“死人之事”的动摇变节之臣，他都予以无情的鞭笞[57]。孙盛这样强调儒家的“君臣之义”，在当时来说，确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因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58]。任何一种思想意识都必须和它并存的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放在一起来分析。在当时宰辅执政，僭越无常，东晋王朝面临分裂割据的风雨飘摇的紧要关头，巩固王权，就成为众望所归的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因为王权是国家统一的象征，而统一的王朝总是比分裂割据局面更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孙盛着眼于巩固王权，提倡儒家的“君臣之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思想。不过，孙盛在强调“君臣之义”的同时，极力主张“正本定名”，恪守儒家的“忠义孝节”，并严格地以此来是非历史人物，不免陷入儒家“君君臣臣”观念的泥潭之中。这也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所致，我们不能也不应苛求古人。
（四）可贵的民本思想
自春秋开始，民本思想就成为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有政治远见的人物，往往把人民的支持与否看成是决定国家盛衰的主要因素。到汉代，司马迁更强调人谋对历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孙盛在继承前辈史家民本思想的同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说：“观古燕、齐、荆、越之败，或国覆主灭，或鱼悬鸟窜，终能建功立事，康复社稷，岂曰天助，抑亦人谋也。”[59]在孙盛看来，历史进程的逆转前行，是由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所决定的，从而打击了天帝、鬼神决定人类命运的社会历史观点。更值得注意的是，孙盛在强调人谋的同时，把人民看成是国家的主体，认为国君必须“仰协乾坤，覆焘万物”[60]，服从民意，听从民言，“若乃淫虐是纵，酷被群生”，那么“天人殛之，剿绝其祚，夺其南面之尊，加其独夫之戮”[61]。这种极为珍贵的见解，不仅对自古以来君主独断独行，无视民众的统治制度是一个有力的批判，而且较之以前的历史学家仅仅肯定人谋的观点又前进了一大步。
综上所述，在史学界图谶、符瑞、术数、禁忌等封建迷信猖獗，任情褒贬、记载徒繁、弃实务虚之风盛行的东晋时期，孙盛能够摆脱世俗的羁绊，在艰难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并有其新的发展和不少独到的见解。正因为如此，其代表作《晋阳秋》一书不仅在当时十八家晋史中成绩显著，影响甚广，享有良史之誉，而且还在高丽国广为流传，为人所重，是儿童、青年的应读书籍，那些“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局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即《晋阳秋》，以避讳晋简文帝太后名阿春）……”[62]可见，当时高丽人是把《晋阳秋》和儒家经典及前四史一样看待的，其价值之高，成就之大亦不言自明。总之，孙盛是活跃在东晋史坛上的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的一生对史学的贡献是很大的，在中国史学史上应给予他比较重要的地位。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注释】
[1]《晋书·孙盛传》。
[2]《晋书·孙盛传》。
[3]《晋书·孙盛传》。
[4]《初学记》十二引《晋中兴书》。
[5]《晋书·孙盛传》。
[6]《太平御览》二百三十四引《晋中兴书》。
[7]《广弘明集》卷五。
[8]《晋书·孙盛传》。
[9]《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
[10]《晋书·孙盛传》。
[11]《史通·曲笔》。
[12]《史通·直书》。
[13]《史通·曲笔》。
[14]《史通·忤时》。
[15]《晋书·孙盛传》。(www.xing528.com)
[16]《隋书·经籍志》。
[17]《史通·书事》。
[18]《史通·书事》。
[19]《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氏春秋》。
[20]《史通·采撰》。
[21]《三国志·姜维传》注引。
[22]《史通·采撰》。
[23]《史通·采撰》。
[24]《三国志·朱然传》注引。
[25]《三国志·管宁传》注引。
[26]《史通·叙事》。
[27]《史通·言语》。
[28]《文史通义·史德》。
[29]《三国志·刘放传》注引《孙氏谱》。
[30]《三国志·三嗣主传》注引。
[31]《史通·叙事》。
[32]《文心雕龙·才略》。
[33]《史通·论赞》。
[34]《史通·论赞》。
[35]《通典》五十五。
[36]《宋书·臧焘传论》。
[37]《广弘明集》卷五。
[38]《广弘明集》卷五。
[39]《广弘明集》卷五。
[40]孙盛：《老子疑问反讯》。
[41]《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
[42]《三国志·和洽传》注引。
[43]《三国志·陈群传》注引。
[44]孙盛：《与罗君章书》，见《弘明集》卷五。
[45]《三国志·吴主传》注引。
[46]《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
[47]《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
[48]《三国志·武帝纪》注引。
[49]孙盛撰，汤球辑：《晋阳秋》，广雅书局丛书本。
[50]《三国志·何夔传》注引。
[51]《三国志·朱桓传》注引。
[52]《三国志·高柔传》注引。
[53]《三国志·法正传》注引。
[54]《三国志·赵俨传》注引。
[55]《三国志·何夔传》注引。
[56]《三国志·吴主传》注引。
[57]《三国志·苏则传》注引。
[58][苏联]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0页。
[59]《三国志·谯周传》注引。
[60]孙盛撰，汤球辑：《晋阳秋》，广雅书局丛书本。
[61]孙盛撰，汤球辑：《晋阳秋》，广雅书局丛书本。
[62]《旧唐书·高丽传》卷一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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