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史手法：寓论于史-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史学论稿

寓论于史是指寓论断于叙事之中亦即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论点体现出来的写作手法，作者不必发表任何议论，读者顺文一读，就会明白作者主观评价之所在，的确不失为一种修史良法。表面看来，寓论于史仅仅是个写作方法问题，而实际上更重要的还在于渊博的学识水平和高超的艺术才能。

在中国史学史上，寓论于史的撰史手法形成于先秦时期，确切地说，肇端于孔子修《春秋》。孔子修《春秋》时，采用不同笔法寓肯定判断与否定判断于记事之中，借以称赞好人好事和抨击坏人坏事。兹以刹父刹君为例，孔子的做法主要有三：一是当刹者为乱臣贼子，则直书其名以明其罪。如隐公四年（前719）“卫州舒刹其君”、文公十年（前617）“楚世子商臣刹其君”等。对那些虽非乱臣，但在刹君问题上负有重大责任的人，亦照样直书其名以明其过。二是当国君无道而被刹，则不书刹者之名，以示刹君尚可谅解。如成公十八年（前573）“晋刹其君州蒲”。杜预《春秋左传注》云：“不称臣（不写出刹君之臣的名字），君无道。”又如襄公三十一年（前542），“营人刹其君密州”。杜注云：“不称刹主名，君无道也。”三是本国（鲁）之君在国内被杀，死后又未对杀害国君者予以讨伐，则书以公薨，且不书葬，以讳君之不得善终和指斥君臣之不讨贼。如记鲁隐公、闵公之死即是如此。作者不同的主观意念和感情色彩，不是通过作者本人之口道出，而是经由不同的笔法灵活自如地表现出来，这便是孔子的高明之处。

这种寓论于史的写作手法很好地发挥了“史以道义”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等等，即就这种写作手法而言。

自孔子以后，《左传》的作者也采用寓论于史的撰史手法。如《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郑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时，对郑庄公与其弟共叔段、其母姜氏之间的矛盾斗争做了深入细致的记述。共叔段在其母姜氏的纵容下，野心勃勃地从事扩张和篡权活动，郑庄公最后发兵于鄢地（今河南鄢陵）一举打败共叔段。《左传》对战后的记载着重写了这样一件事：“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郑庄公在盛怒之下把其母姜氏幽禁于城颍，并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但立即又觉得自己失策，害怕蒙上不孝的罪名而极思解脱。当颍考叔“食舍肉”，请求给母亲享用时，他装出一副很难过的样子，假惺惺地说：“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为他出谋划策：“阙地及泉，隧而相见”，总算为他找到了下台的台阶，因为这样既可使郑庄公免除不孝之名而逃避世人指责，又不怕因违背誓言而惹人讥笑。当他走进隧道时，居然装模作样地赋诗说：“其乐也融融。”其无以复加的虚伪暴露无遗。显然，作者在这段文字中旨在说明郑庄公为人虚伪，但这种结论不是经由作者之口直接道出，而是通过对比衬托手法表达出来的。这正是寓论于史手法的运用。(www.xing528.com)

《春秋》《左传》所采取的寓论于史的写作手法的重要意义，在于为中国史学开创了一种修史良法。司马迁撰《史记》即继承了这种手法。顾炎武曾深有体会地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顾炎武在这里十分清楚地指出司马迁《史记》采用“寓论断于叙事”来表达自己史学观点的写作手法，不失为剀切之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顾炎武所得“惟太史公能之”的结论，把寓论于史的写作手法说成是司马迁首创，则又是一种偏颇之见。令人遗憾的是，自顾炎武以降，直至今日，历代史界学人均不加厘正，一味承袭顾氏之说，众口一词地把寓论于史的写作手法说成是司马迁首创。现在应是我们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史记》对寓论于史手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借别人的评论或反应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陈胜称王仅六个月的时间就以失败而告终，这位曾经以九百戍卒揭竿而起推翻秦王朝的农民领袖，为什么后来会造成众叛亲离的局面？司马迁在《陈涉世家》中这样写道：其故人尝与佣耕者“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虽然司马迁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但人们读后自然会理解到骄侈忘本是造成众叛亲离的原因所在。第二，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把自己的观点表现出来。比如，《李斯列传》首起即云：“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庞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李斯那种卑鄙的思想品质和丑恶的人生观通过清朗朴实的文体和风趣幽默的语言真实充分地跃然纸上。第三，运用对比衬托手法来表达作者的主观意图。例如，《李将军列传》通过把程不识和李广相对比，以显示李广的军事才能。

总之，《史记》对寓论于史手法的运用，远远超过《春秋》和《左传》，但是，作为一种很有价值的撰史手法，我们却不能否认《春秋》与《左传》的开创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