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修史原则

在我国，几乎所有的士大夫都认为简洁凝练是艺术的理想境界之一，都在不同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减少字句物象以增加背后想象空间和以少量的笔墨获取最大的艺术效果的手法，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从事着不同种类的艺术作品的创作。程正揆曾经指出：“论文字者谓增一分见不如增一分识，识愈高而文愈淡，予谓画亦然，多一笔不如少一笔，意高则笔简，何也？意在笔先，不到处皆笔。繁皴浓染，刻划形似，生气漓矣。”因此，当人们回溯我国历史的时候，便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诗越写越凝练，画越画越简约。以绘画而言，在“愈简愈佳”“愈简愈入深永”的意识支配下，那些笔法简练、形象草率甚至一挥而就，但能直接表露或抒发人们情感、理想与愿望的绘画总是为人们孜孜以求。

与其他艺术作品的创作一样，史书编纂，也宜从简要。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强调指出：“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他进而以钓鱼和捕鸟对叙事简要做了形象的说明，他说：“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捕高鸟者，张其万置，而获之由于一目。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置钓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则庶几骈枝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矣。”的确，一部好的历史著作，总是以其精练的语言表达出丰富的内容，“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作者言虽简略，但理皆切要，“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如果虚加练饰，轻事雕彩，人有一言，而史辞再三，赘词缛说，尽于篇中，那么势必酿成繁芜之弊，终失为史之道。特别是我国历史悠久，史籍浩繁，如果没有简洁凝练的表达能力，将无法驾驭繁复的史料。因此，我国史家在力求准确的同时，相因祖述一条叙事简约的修史原则，以简练的方式表达出丰富的历史内容。而先秦时期正是这一修史原则的创立时期。

在孔子的史学活动中，无论是对《诗》《书》《易》《礼》《乐》的整理，还是编写《春秋》，始终奉行叙事简约的修史原则。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曾就此评论说：“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就《春秋》而言，它是一部备极精练的重要史籍。孔子采用“约其辞文，去其烦重”的手法，从大量历史资料中经过精密提炼，并通过自己的语言高度概括，仅用一万六千多字，便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间错综复杂的史事，写成一部字句严谨、一字都足辨明是非、伸张正道而成褒贬的简练的《春秋》。例如，《春秋》僖公十六年（前644）云：“陨石于宋五。”此为十分简练之笔。正如刘知几所说：“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又如，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公元前687年3月16日）曾出现一次流星雨，“不修《春秋》”即未经孔子整理的《鲁春秋》对此记载说：“雨星，不及地尺而复。”乍一看，使人莫名其妙，无数陨星如流雨下落，何以又返回天际？实乃故弄玄虚而悖于常理，当属讹传。孔子修《春秋》时改作：“星陨如雨。”清楚可见，这远比原文简明平实。另外，孔子在编写《春秋》时，力求用简单的字句区分出不同的事态。如同样写战争，就有伐、侵、战、围、入、灭、救、取、败等不同：声罪致讨曰伐，潜师掠境曰侵，两兵相接曰战，环其城邑曰围，造其国都曰入，毁其宗庙社稷曰灭，等等。同样写杀人，又有杀、诛、刹等区别：杀无罪者曰杀，杀有罪者曰诛，下杀上者曰刹。这些在选词用字上规定的义例，是《春秋》书法上的一个特点，同时也是孔子简洁凝练的修史原则的表现。

继《春秋》之后，《左传》善于用简洁凝练的语言写出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以较少的笔墨生动而形象地刻画各种类型的人物性格。我们知道，《左传》引用《国语》的地方很多，但所引用的部分，往往经过删节润色，言简意赅。又如《曹刿论战》，是《左传》中著名的篇章，作者仅用二百余字，便把鲁国在这次战争中以弱胜强的史实原原本本一无遗漏地写了出来。毛泽东同志曾就此说过：“文中指出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9]虽然毛泽东同志是从军事家的角度来评论这次战争的，但于此也可清楚地看出《左传》作者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丰富内容的修史手法。

国别体史书《国语》逻辑严密，用词简练，无论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还是对政治形势的分析，都尽量力求简洁凝练。例如，《越语》“勾践灭吴”一段，讲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深得百姓拥戴：“国人皆劝，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无死乎？’”寥寥数语，便勾画出当时人们勇于参战以报仇雪耻的动人场面。再如《郑语》在分析西周末年以来的政治形势时指出：“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伐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下，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短短六十九字，清楚地说明了西周末年王朝变乱和东周大国争霸的历史状况。

与《春秋》《左传》《国语》一样，《公羊传》和《穀梁传》在词汇的选用和表述的形式上，每一个字都要求得很严格，既要准确又要凝练。且看《公羊传》僖公十六年（前644）对《春秋经》的一段解释。经文曰：“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传文对此解释道：

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

是月者何？仅逮是月也。

何以不日？晦日也。(www.xing528.com)

晦者何以不言晦？春秋不书晦也。朔有事则书，晦虽有事不书。

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

五石六鹢何以书？记异也。

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王者后记异也。

尽管《公羊传》是为解释《春秋经》而作，但于此不难看出，它作为一部史学著作，体现出严格的准确、凝练的文风。

仅上而言，可以说，简洁凝练是先秦历史学家普遍遵循的一条重要的修史原则，同时也是这一时期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有力地指导着当时的历史学家为后人撰写出言辞简约而内容丰富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对秦汉以降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历代众多的历史学家都在以叙事简约的手法从事历史著作的写作，而诸多史学评论家也每每以此为标尺衡量历史著作的优劣得失。陈寿撰《三国志》，不仅要求自己的描写简练，而且所选录的文章，也大都能择取重要的。唯其如此，一部仅有六十五卷的《三国志》，便全面反映了头绪纷繁的三国时代的历史面貌。当时人即高度评价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清代李慈铭亦盛誉陈寿“意务简洁”“裁制有余”。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不仅叙事生动、准确，而且简洁凝练。如《江水注》中“巫峡”一节，是自古传诵的名篇，作者用不到二百字的文章，便写出了巫峡两岸高峻的山势、夏天奔流的江水和峡中四季景色气氛的变化，而且写得极为隽永传神。

唐宋以来，叙事简约的写作方式，为更多的史家所身体力行。刘知几、司马光、欧阳修、章学诚等史界名流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写出了同样文约事丰的历史名著。这里无须一一举数，仅就有关章学诚的一个例子，亦足以使读者收到以管窥豹之效。章学诚曾想按自己的主张写作一部《宋史》，有一次，他的挚友、清代著名史学家邵晋涵询问他的写作方案，他回答说：“当取名数事实作比类长编，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为书，不过五十万言，视始之百倍其书者，大义当更显也。”这种以约驭博的主张正是叙事简约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