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体是我国上古记载史事所普遍使用的一种体裁，同时也是后世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史书体裁之一。它以年系事，按年月陈述史事。《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类中，称编年体为“古史”。从《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开始，将“古史”类改为“编年”类。尔后，历代因之。在史部诸史中，编年体占据重要的地位，几乎与纪传体“正史”并驾齐驱，两者“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在封建统治者看来，“编年、纪传均正史也”。而编年体之所以最终未被列入“正史”，关键在于“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或有或无，不能时代相续”[5]。比如，自《左传》以后，至司马迁《史记》以前，编年史却是寥若晨星，今天所能见到的亦不过《竹书纪年》和秦简《编年记》等数种而已。特别是自《史记》问世到荀悦《汉纪》三百年间，编年史竟绝而无传，直至荀悦著《汉纪》，才把编年体重新恢复。这固然是编年体屈居纪传体之下的原因，但我们于此可看出编年体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之重要。
孔子晚年编写的《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此书尽管以鲁国为主，用鲁国纪元，记载了隐公、桓公、庄公等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史实，但所记内容却不限于鲁国，而是春秋时期的整体历史，故于当时凡涉及国之大事如朝聘、盟会、战争等均有记载。《春秋》记事采取以时间为经、事实为纬的手法。且看其记载的第一年（鲁隐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www.xing528.com)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公子益师卒。
此为一年记载的全文，共六十二字，分七条记载了六件事情。很显然，《春秋》作为一部史书，在编写体例上已具备了编年史的重要特征，即“以事系日，以日系月，又月系时，以时系年”。也就是按年、时、月、日的顺序来记述历史。《春秋》记事，一般都有年、时、月、日，日子不明则有年、时、月，至少也有时。另外，从上可见，《春秋》记事在突出时间顺序的同时，初步将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四个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事件有系统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编排，上下连贯。这样，不仅可以使人从中看出历史的发展过程，而且有利于考察各种事件的相互联系。不难发现，这与甲骨文的记事零碎、金文的一篇篇孤立相比，已完全不同。这些都足以说明，孔子所修《春秋》的问世，在中国史学史上确立了编年体的雏形。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春秋经》所开始的年代，即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可作为编年体国史确立的标志。这是有历史记载以来的新的阶段性的发展。”[6]
但是，《春秋》作为编年体史书的发凡起例者，尚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如记事简单，致使内容空洞、抽象，不够具体，有时还容易使人误解，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然而，如果仅仅抓住这一点，像王安石那样讥笑《春秋》是“断烂朝报”、梁启超那样批评《春秋》像“流水账簿”[7]、胡适那样说《春秋》是一部“极不可读的史书”[8]，则又是一种超越客观实际的苛求古人的做法。这是因为，第一，任何事情的草创都有其不尽完备的一面，何况编写一部事关君国大事的史书。我们不能因为《春秋》的原始性而过分挑剔、指责，以至于把它说得一无是处。第二，孔子作《春秋》记事简单，是受他叙事简约的主观意图所决定的，并非由于才识所限而叙事不周。《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又说：“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这是针对《春秋》编纂方法而言。《春秋》按时间顺序把史事排列起来，并有所取舍详略。这样，虽则着墨不多，但可以表达出较多的历史内容，正所谓“约其辞文而指博”。关于这一点，下文将有详论，兹不赘。
今天，我们研究孔子《春秋》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首先必须探讨它在中国史学史上对编年体史书的发凡起例之功。很难设想，没有《春秋》，而能出现以后的《左传》。《左传》的编纂体例是《春秋》的继承和发展，传以释经，依《春秋》之成例而述作。正如《史通·序例》所说：“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然可观。”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总结，《春秋》凡例有五：“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污，五曰惩恶而劝善。”又有“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谓之变例”。《左传》依此成法而为“五十凡”。其对《春秋》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取材广泛。《左传》的取材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诸如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学术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二是叙事完整。《左传》改《春秋》标题记事法为完整的叙事，在注意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诸因素的同时，记事相当详细，对于历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而且还能吸收其他史体的长处。例如，《左传》把记事本末体和传记体运用于编年史之中，作为编年体的补充，如《左传》把僖公四年（前656）以后重耳流亡近二十年的经历，全部写在僖公二十三年（前637），然后在“僖公二十四年（前636）正月”的下面写道“秦伯纳之”。意即秦伯把重耳送到晋国。像这样，把近二十年的重耳流亡的总过程写在一年的下面，可以说是记事本末体。它写的又是重耳的事迹，也可以说是传记体。这种用其他史体的长处来补充编年体的做法，是《左传》对《春秋》的重大发展。三是创立史论。但是，《左传》也有一定缺陷，如在记事系时上，对那些无年月可考的史事不能妥善处理，显得杂乱。不过，这并不影响《左传》在体例上对《春秋》进行改进的成就。
总之，由《春秋》创立，经《左传》改进、发展，编年体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尽管秦汉以来，东汉荀悦作《汉纪》、东晋袁宏著《后汉纪》、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都先后对编年体进行过精心改进，从而使编纂方法日趋成熟，编写体例日臻完善，撰写水平日益提高，创作规模日渐宏大，但是，最终均未能超越《春秋》和《左传》“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既定法则。仅此而言，很难设想，没有《春秋》和《左传》，而能出现以后的《汉纪》《资治通鉴》。这正是今天我们不得不对《春秋》和《左传》刮目相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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