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史学论稿：言必有征，疑者阙焉

言必有征、疑者阙焉是中国史学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历代史学家编纂史书的重要手法之一。而这一手法在先秦即已出现。

《尚书》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料汇编，虽无统一的编写体例可言^[2]，但如果从编纂的角度来考察，它仍有一定的原则和法度。《伪孔传序》曾对《尚书》的编纂原则做了这样的归纳：“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尽管孔子删订《尚书》一事尚有争议，但就《尚书》本身来说，“芟夷烦乱，剪截浮辞”却是事实。而“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便指的是《尚书》的编纂原则和方法。对于《尚书》的编者来说，“芟夷烦乱，剪截浮辞”的标准或前提便是言必有征，疑者阙焉。我们知道，远古时代由于人神杂糅的时代特征的限制，许多历史资料总是掺杂着一些神奇、荒诞的记载与传说。而《尚书》的编纂者对这些资料的处理采取谨严审慎的态度。首先，尽力删除富有神奇色彩的资料，保持平实的历史原貌。例如，关于禹的事迹，特别是关于他的治水，在古代的记载与传说中颇富神奇色彩。而《尚书·禹贡》在记载禹的功绩时，全部删除这些神奇色彩资料，而以大量的篇幅记载了九州的划分、山川的方位、物产的分布等，毫无神话成分。其次，对那些难以据信的资料付之阙如。比如，在古代有很多关于五帝的记载与传说，学者对五帝的历史也津津乐道。但由于五帝的时代过于遥远，其资料难以征信，因此《尚书》的记载从尧开始，对尧以前的历史付之阙如。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

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3]，在修史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言必有征，不空发议论。

孔子尽管具有广博的历史知识，但他从来不凭借自己的见多识广去妄言，而是言必有征。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因为杞、宋所保存夏、殷的文献资料太少，以致不能详细探究夏、殷两朝的历史。如果材料充足，将会研究得更好，即“足，则吾能征之矣”。这种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做法，充分体现出一位历史学家严谨审慎的治史态度。(www.xing528.com)

第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孔子著史，不但重视根据，而且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态度，坚决反对那种强不知以为知及不知而作的作风。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这段话说明孔子不但反对无根据地乱说，而且主张即使有了根据（所获得的材料），也要进行辨析，采用正确的，去除错误的；选取有代表性的，去除对说明问题无补的。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张向他请教谋求官职、获取俸禄的办法时，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无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意思是说，遇到事情要多听取各方的意见，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足以自信、有把握的地方，谨慎地讲出来，这样就能减少一些错误；遇到问题要多做一些了解，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足以自信为正确的，谨慎地去做，这样就能减少一些懊悔。如果这样去做，一个人言语的错误少了，行动的懊悔少了，官职、俸禄自然在里面了。这段话虽则阐释的是为官之道，但却也反映了孔子处理问题的态度，即多了解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肯定其正确的部分，对不足的地方加以保留，切忌轻下结论。这种态度贯穿在孔子所作《春秋》之中。比如，对有些因史料不完备而无法详写者，孔子则以求实的态度付之阙如。正因为这一点，《春秋》中保留了一些阙文。如庄公二十二年（前674）“夏五月”，有纪时而无记事；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壬申，公朝于五所”，有日而无月。当然，其中有些地方也可能因为今本残脱所致。这种“疑者阙焉”的做法，正是求实精神的具体表现。

仅就《尚书》和孔子所作《春秋》而言，先秦历史编纂学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严谨求实性。这不仅有利于当时的历史学家尽最大可能地为后人提供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而且在修史方法方面对秦汉以来的历史学家起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孔子严谨求实的治史态度曾给司马迁以深深的影响。《史记·三代世表序》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司马迁在以赞扬的口吻做出上述叙述的同时，继承了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求实精神。《史记·高祖功臣表序》中所说：“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即承受孔子而来。司马迁像孔子那样，对那些实难取信或无法知道的事情，则以“疑者阙焉”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来解决，以免以讹传讹，贻误后学。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由于受先秦历史编纂学“言必有征”“疑者阙焉”这种求实精神的影响，中国古代史学形成了一种注重实证的优良传统，严谨求实、详加考证成为历代史学家恪遵的修史大法。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史籍的真实性是世界其他各国所不可比拟的。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夏德在其《大秦国全录》中曾经指出：中国史籍虽然浩繁，但比起任何西方国家的历史文献都远为优越。黑格尔通过对各国历史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而尤其使人惊叹的，便是他们历史著作的精细正确。”^[4]这也多少从一个侧面映示出先秦历史编纂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成就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