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史学论稿》对历史进程做初步认识

先秦时期，人们对于历史进程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长期被浓厚的天命观念所笼罩。至战国末年，科学技术的发展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揭示出许多自然现象发生的真实原因，进一步破除了人们对“天命”“神意”的迷信。在这种时代氛围下，思想领域分外活跃，人们力图从天命的包裹中剥离出来，将现实社会的政治和人生作为关注的中心。受此影响，《吕氏春秋》在天人关系上认为天和人是相辅相成的，它谈及“天”时，常常是天人并举。如《本生》篇云：“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情欲》篇云：“人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大乐》篇云：“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大乐》篇云：“始生人者天也，人无事焉。”《荡兵》篇云：“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力所能为也。”《有始》篇云：“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慎人》篇云：“功名大立，天也；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

在它看来，“天”已从无所不能的主宰者的位置上跌落下来，变成了与“人”齐平的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它已失去了神秘的外衣，而几乎完全成为“自然”的代名词。与之相对，“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人与天的关系由单向的“受命于天”变为“天人相成”。这与《荀子·天论》中“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的结论有相通之处。

基于这种观念，《吕氏春秋》对历史进程的认识也有了朴素的唯物色彩。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记录，有了人，历史才应运而生。那么人及人类社会如何产生、历史如何开始呢？《吕氏春秋》的回答是“始生人者，天也”，即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人产生后，“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也。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2]凶恶势力的侵害和自然环境的威胁迫使人以群聚，群聚便形成社会。所以，社会的出现，不是上帝的安排，而是人类生存的必需。

就社会本身来说，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察今》篇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这段描述显然认为古代社会不如当代，“太古”的人民不懂礼义，衣食无依，不会利用外物来给自己造成便利，而当代却不存在这些问题，正说明社会是不断发展的。

既然社会有“太古”和今世的区别，那么古与今的关系如何呢？《长见》篇认为：“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这表明它已认识到社会历史是由古、今和后世（将来）三个彼此联系的部分构成的。审察当代，可以知道历史，知道历史则可以推知后世。这种认识体现了明确的、完整的历史意识。与吕不韦同时代的韩非，一般被公认为是战国时期历史思想的最高代表，如《韩非子·五蠹》篇，将历史划分为上古、中世（中古、近古）与当今这几个阶段。换言之，韩非对历史的认识只在于已经和正在发生的阶段，而《吕氏春秋》连即将发生的阶段也纳入考虑之中，这无疑是一个进步。就此而言，《吕氏春秋》确实不仅吸取了诸子之长，而且对其有所发展。(www.xing528.com)

认识到古今前后之间可以相互推知后，《吕氏春秋》表现出明确的历史借鉴意识。《序意》篇述其编纂意图为：“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借“纪治乱存亡”以“知寿夭吉凶”，不正是一种明确的历史借鉴思想吗？观其行文，“尝试观于上志”“尝试观上古记”之类说法绝非仅见，正是对其意图的贯彻。

因为注重借鉴历史，《吕氏春秋》把治乱兴衰定为历史的主要内容。它立足现实，追溯逝去之史实，古为今用，融历史与现实于一体。《观世》篇论道：“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今周室既灭，天子既废。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胜寡，以兵相铲，不得休息，而佞进，今之世当之矣。”这是从周灭亡后的历史事实说明：结束战国时代，建立大一统政权，已经是长利天下的迫切要求。这可以看作是《吕氏春秋》对历史的预见。

《吕氏春秋》既重视历史经验，又反对盲目照搬先王成法，它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察今》篇说：“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先王之“时”与当今之“时”已大不相同，所以它提出了“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的主张，宣称“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它还反诘道：“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由此可见，《吕氏春秋》总结过去，更多的是着眼于规划未来，这是其历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