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吕氏春秋》一书问世以来，对其的评议就一直连续不绝。这些评议或褒或贬，各有见地，即使只是只言片语，亦自有一番道理。评价高者如许维遹在《吕氏春秋集释·自序》中云：“夫《吕览》之为书，网罗精博，体制谨严，析成败升降之数，备天地名物之文，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妙义，虽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杂家之管键也。”评价低者则如梁启超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所说：“吕不韦不学无术之大贾，其著书非有宗旨，务炫博哗世而已，故《吕览》儒、墨、名、法，樊然杂陈，动相违忤，只能为最古之类书，不足以成一家言，命之曰杂，固宜。”这两种意见的差别是比较大的。我们注意到评论《吕氏春秋》时，总要连带着论及吕不韦其人，不过尽管关于吕不韦的微词较多，但对《吕氏春秋》的评价大致还是以褒扬为主。
1.肯定其书而否定其人
高诱在其《吕氏春秋注·序》中说：“诱证《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经》解，毕讫，家有此书[29]，寻绎案省，大出诸子之右。”高氏是在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经》解之后，继而从事吕书注释的，故而他的“大出诸子之右”之评价是相当重要的。然而后世的人却没有这么豁达，肯定其书而否定其人的不绝于书。黄震《黄氏日抄》引韩彦直语云：“《吕氏春秋》言天地万物之故，其书最为近古，今独无传焉，岂不以吕不韦而因废其书耶？”与韩彦直同时代的蔡伯尹也认为：“今其书[30]不得不与诸子争衡者，徒以不韦病也。然不知不韦固无与焉者也。”他们都是肯定其书有可取之处，而对它因与吕不韦相关而不得广为流传深感惋惜，甚至为了给吕书正名而不惜牺牲吕不韦的主编之名。这对《吕氏春秋》可能是一个抬升，但对吕不韦却实在不够公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吕不韦及《吕氏春秋》的评价则稍显公允，其云，“不韦固小人，而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其持论颇为不苟”，最后还反对前代的评论因人废言，说：“论者鄙其为人，因为甚重其书，非公论也。”这一态度是极为可贵的。毕沅在其《吕氏春秋新校正·序》中说：“其著一书，专觊世名，又不成于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实始于不韦……不韦书在秦火以前，故其采缀，原书类亡，不能悉寻其所本……是以其书沈博绝丽，汇儒墨之旨，合名法之源，古今帝王天地名物之故，后人所以探索而靡尽欤！”他虽不赞同吕不韦编书的动机，却依然对吕书本身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2.肯定其思想及学术价值
《吕氏春秋》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对此，历来多有学者论及，兹不赘述。这里重点就其学术价值略做评价。郭沫若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评《吕氏春秋》，称其“在文字结构上也每每饾饤泄沓”“在编制上实在也相当拙劣的”，但他紧接着话锋一转，说“然而这书却含有极大的政治上的意义，也含有极高的文化史上的价值”，这就从政治意义和文化史角度给予吕书极高的评价。徐复观在《〈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一文中从学术史角度对吕书做了很高的评价，称：“但两汉士人，许多是在《吕氏春秋》影响之下来把握经学；把《吕氏春秋》对政治所发生的巨大影响，即视为经学所发生的影响；离开了《吕氏春秋》，即不能了解汉代学术的特征，这点却被人忽略了。”这是对其在经学史中重要作用的揭示。在史学领域中，对其价值的评价尤其丰富。这方面最早的评论来自其书自身，《序意》篇述其编纂意图为：“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纪治乱存亡”“知寿夭吉凶”，这正是我国传统史学所孜孜以求的撰史目的，所以冯友兰《吕氏春秋集释·序》说：“然此书不名曰《吕子》，而名曰《吕氏春秋》，盖文信侯本自以其书为史也。”
《史记·吕不韦列传》称：“吕不韦乃使其宾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而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司马迁更明确地指出：“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司马迁认为吕不韦自认其书包罗天地古今万物之事，事取获麟，踵事春秋，故以名书。任继愈所说“春秋”已被引申为古史的通称，《吕氏春秋》的作者欲博通古今之变，以史典自诩，故自号“春秋”[31]，正是对此意的详尽解释。
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三言：“《吕氏春秋》，亦春秋家言，而兼存典章者也。当互见于《春秋》《尚书》，而猥次于杂家，亦错误也。古者春秋家言，体例未有一定。自孔子有知我罪我之说，而诸家著书，往往以‘春秋’为独见心裁之总名。然而左氏而外，铎椒、虞卿、吕不韦之书，虽非依经为文，而宗仰获麟之意，观司马迁叙《十二诸侯年表》而后晓然也。……四时错举，名曰‘春秋’，则吕氏犹较虞卿、晏子《春秋》为合度也。刘知几讥其本非史书而冒称‘春秋’，失其旨矣。”这更是明确地为《吕氏春秋》正其为史之名。
刘咸炘《推十书·杂家十一》说：“《吕氏春秋》，史公亟称之，引事喻义，名曰‘春秋’，复何嫌乎？”松臬园亦云：“愚谓此书，以‘春秋’命名，恐非独因十二纪者也。广说事理、示以劝戒，故曰‘春秋’。”二人皆以吕书因事说理，合于史书之旨而归其为史。孔颖达《春秋正义·序》言：“失则贬其恶，得则褒其善，此春秋大旨。”《吕氏春秋》集六国时事、意存褒贬，正是取了“春秋大旨”。
冯友兰《吕氏春秋集释·序》曰：“以此书为史，则其所纪先哲遗说，古史旧闻，虽片言只字，亦可珍贵，故此书虽非子部之要籍，而实乃史家之宝库也。”这是从史料学的角度肯定《吕氏春秋》的历史价值。
夏祖恩认为：“《吕氏春秋》实为一部史著，亦可视为史籍。”其具体分析是：“《吕氏春秋》是一部史论性的著作，是以探讨治乱为中心、融古今于一体的历史评论著作。”[32]他已经着手从史著的角度来研究《吕氏春秋》的史学思想了。
以上就是历代学者对《吕氏春秋》的一些评价概况，除梁启超等评价较低外，绝大多数人对此书是持肯定意见的。虽然对《吕氏春秋》的评论到目前为止仍有较大分歧，但随着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上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吕氏春秋》的评论还是表现出越来越客观、越来越趋同的趋势。
（原载《吕不韦与〈吕氏春秋〉》，西安出版社2007年版）
【注释】
[1]《史记·吕不韦列传》。
[2]赵年荪：《关于〈吕氏春秋〉成书年代之我见》，《苏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3]钱穆、田凤台、李家骧之观点，见李家骧：《中外“〈吕氏春秋〉学”评考综要》（下），《湘潭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4]陈奇猷：《〈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复旦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
[5]张俊麟：《“维秦八年，岁在涒滩”求因——试析“郭沫若先生用岁星超辰法推算屈原生辰说”之正误》，《人文杂志》，1994年第5期。
[6]赵光贤：《“维秦八年，岁在涒滩”释惑——兼论秦汉时代与历法相关的问题》，《人文杂志》，1994年第3期。
[7]徐锡祺：《新编中国三千年历日检索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90页。
[8]章鸿钊：《中国古历析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1页。
[9]刘坦：《〈吕览〉涒滩与〈
赋〉单阏、〈淮南〉丙子之通考》，《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
[10]《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07页。(www.xing528.com)
[11]陈奇猷：《吕不韦和〈吕氏春秋〉新评》，《复旦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
[12]《史记·六国年表》。
[13]指《吕氏春秋》。
[14]黄震：《读吕氏春秋》，见《黄氏日抄》卷五十六。
[15]《吕氏春秋·用众》。
[16]洪家义：《吕不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74页。
[17]《诗经》《尚书》亦有后人所加之“序”，但此“序”一般被认为是目录，与此处所言并非同类。
[18]田凤台：《吕氏春秋探微》，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62页。
[19]李家骧：《吕氏春秋通论》，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52页。
[20]李家骧：《吕氏春秋通论》，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52-53页。
[21]《读吕氏春秋》，见《黄氏日抄》卷五十六。
[22]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三。
[23]梁启超：《覆毕校本吕氏春秋》，见《饮冰室文集》第十六册，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9页。
[24]田凤台：《吕氏春秋探微》，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414页。
[25]《吕氏春秋·有度》。
[26]《吕氏春秋·处方》。
[27]《吕氏春秋·当职》。
[28]《吕氏春秋·本生》。
[29]指《吕氏春秋》。
[30]指《吕氏春秋》。
[31]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32]夏祖恩：《〈吕氏春秋〉的史学思想与特色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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