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为吕不韦集众门客所作，由于各人学术思想及派别不同，其内容的庞杂自不待言。因其庞杂，加之吕不韦个人与封建社会传统模式要求不甚相符，故而历代学者对它的评价不是很高。然而近世以来，其博大的思想内涵已开始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国学大师冯友兰认为此书“所记先哲遗说、古史旧闻，虽片言只字亦可珍贵。故此书虽非子部之要籍，而实史家之宝库也”，这个评价充分肯定了《吕氏春秋》内容的丰富及宝贵。
作为杂糅百家的大作，《吕氏春秋》所包含的写作内涵十分丰富。它对战国末期各个学派的基本主张都有所承袭。如儒家主张实行德治，认为最好的统治方法是推行教化，用教化征服人心，处处以“仁”“义”作为行事的根本准则，吕不韦对此极为推崇。《适威》篇指出：“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实，思致其福。”可见其是接受了儒家思想，认为“仁义”是“君民者”的首务。不仅如此，《吕氏春秋》对各学派还做了自己的发挥，使其得以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如儒家大力提倡施行仁义，但却效果欠佳，原因是什么呢？《吕氏春秋》拿出了自己的解释：“仁义之术外也。夫以外胜内，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25]即是说其原因在于仁义之术只是外现的，缺管内养的基础，而内养就是“通乎性命之情”。这不是对仁义的否定，而是给它加入新的内涵，使它能够更有效地推行开来。性命之情本是道家的东西，《吕氏春秋》却将其嫁接到儒墨的仁义之术上，这不但是对儒墨思想的一种提高，也是对道家思想的推广。
另一方面，《吕氏春秋》也不因已采纳了某一学派的观点而将与其相对的学派置之不理。如它虽重视仁政和精神力量，但却并不因此而反对法治。它说：“法也者，众之所同也，贤不肖之所以（用）力也。”[26]“赏罚，法也。”“凡赏非以爱之也，罚非以恶之也，用观归也。所归善，虽恶之，赏；所归不善，虽爱之，罚。此先王之所以治乱安危也。”[27]这些材料表明，它不但承认法治的必要性，而且还承认赏罚是法治的两种不可或缺的必要手段。更可贵的是它接受了法不阿贵及赏罚不以亲疏、远近、贤不肖、爱恶为转移的观点，并且提出应以善与不善作为执法的基本标准，这又是对法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在承袭的同时，《吕氏春秋》对诸子学说也分别做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如它在《应同》篇中提出“子不遮乎亲”的命题，并说“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这显然是对孔子的“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及“子为父隐”思想的否定。再如，《吕氏春秋·审分》中说“至治之务，在于正名”，但当触及与实际和应用距离很远的名家诡辩派的论题时，《吕氏春秋》则给予严厉的批判。它说：“坚白之察，无厚之辩，外矣！”即是说，《公孙龙子·坚白论》和《邓析子·无厚论》一类的辩论应该弃绝。这批判是毫不留情的。
除了对儒道墨法等影响较大的学派的圈点评判外，《吕氏春秋》也并未忘记一些在当时并不起眼的小学派，如在十二纪每纪的首篇，以及《制乐》《明理》《应同》等专篇中，均涉及了阴阳五行学说；在《荡后》《振乱》《禁塞》《怀宠》《论威》《决胜》《长攻》《悔过》等篇中都主要论述兵家理论；《知士》《至忠》《忠廉》《士节》《不贤》《更报》《顺说》等篇则专论纵横家。最为可贵的是全书最后四篇，即《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专门记叙了与当时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内容，如利用天时、土壤以及重视农耕的重要性，等等，都是弥足珍贵的先秦农学文献。《汉书·艺文志》农家类记战国时有《神农》二十篇和《野老》十七篇，但两书今均不存，故《吕氏春秋》中这四篇文章就成了我们现在所能追溯到的最早的系统性农学著作，此亦可见其珍贵价值。
《吕氏春秋》对先秦各家均有所及，但并不能据此而认为它只不过是一部诸子思想的资料汇编。它是按照自己既定的宗旨，对汲取来的思想材料进行剪裁取舍，合于己者留，不合于己者也不会避而不理，而是对其进行批判改造，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样，随着对诸子百家的或留或改，《吕氏春秋》一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言。这表现在方方面面，从对天、地、人的产生的看法，到对政治、经济、社会、哲学、天文、历法、乐律、科技等领域的认识上，《吕氏春秋》都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见解。反映在历史观上，它首先突破了商周时代的人的起源的神话，提出“始生之者，天也”[28]。这里的“天”是“自然”的同义语，即是说，它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产物，这是人类对自身来源认识的一个飞跃。接着，它又提出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会继续在圣君贤相及人民群众的共同推动下艰难地、曲折地前进。这表明它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之后，《吕氏春秋》又对人类历史演进发展的规律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是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创举。尽管从西周以来，就有人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但那都是局部的、片段的总结，而没有从整体的、贯通的角度考虑问题。直到战国后期，阴阳五行学说兴起，历史总结才真正突破了经验的格局，走向哲学的思考。《吕氏春秋》汲取了阴阳五行家的观点，开始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www.xing528.com)
《吕氏春秋》第一次将历史的发展纳入了金木水火土五德循环的模式中，但它也并不排斥人的作用。它认为纵使天象的运行已到了新旧交替的时机，人不好好地把握，照样会失去这一机会。它还提出了天、地、人同构的模式，将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吸收到此模式之中，形成了我国最早的系统论思想。五行循环的历史发展规律模式，虽来源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但却避免了它的历史宿命论，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吕氏春秋》看来，人才是历史发展的最重要动力。这一观点，对鼓励人们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发展人类社会无疑是很有帮助的。当然，以我们今天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来看，它的五行循环规律并不正确。它只看到自然与社会的共性，但忽略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因而走入了神秘主义的泥潭。然而在当时，它却第一次走出了经验总结性的历史认识方式，并将其提高到了规律性的高度，大大地开阔了后人认识历史的范围，这一点是具有极大的开创性意义的。
《吕氏春秋》在学术上广收博取，采众家之长，集中体现了春秋以来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并结合当时的时代精神自成体系，发展了诸子的学说，对阴阳、因果、生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在政治、社会方面总结了先秦统治阶级思想统治的经验，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局面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治国理论与方针，这是我们研究先秦历史与哲学的重要资料。
《吕氏春秋》中不少哲理或政论性言论都是通过一些富有文采的、生动曲折的小故事来说明的，这给人以十分鲜明的印象，被视为我国古代小说之先河。仅就其文学特点来衡量，可以说它是当时秦国最好的一部作品，由此奠定了它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地位。其中很多篇章中的寓言、比喻写得相当精彩，妙语解颐、趣味盎然，如将人不愿听直言喻为“障其源而欲其水”，说不善于统治人民的君主“若决积水于千仞之上，其谁能挡之”，把一个人失去权势比为“吞舟之鱼陆处则不胜蝼蚁”，形容那些不调查研究的“愚者”以讹传讹是“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貜，貜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像这样的比喻在《吕氏春秋》中不胜枚举，它们语句简洁，形象生动，不失为我国古代文学的精华。
《吕氏春秋》杂糅百家，取其所长，补其所短，是公元前三世纪中国的一部百科全书，上有天文、历法，下有地理、月令，中有政治、经济、历史、哲学、音乐、农技、科技，等等，无所不包，真正做到了“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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