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集众创新的编纂原则
《吕氏春秋》成书之际，正值百家争鸣极盛之时，诸子学说均各执一端，各有其所崇与所蔽。随着政治形势上统一趋势的日渐明朗，各学派出于自身发展的需求，开始吸收别派之长，出现了统一百家思想的尝试，但它们都希图使别家屈从己说而以一己之见一统众家。如《荀子》之《非十二子》及《解蔽》虽承认诸子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其态度却以讽刺和批判为主；《庄子·天下》已认识到诸家皆有所长，却又认为各家皆“一曲之士也”，而采取悲观的态度觉得“举世皆浊我独清”。这在诸子学派势均力敌的战国时代自然行不通。当时统一思想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如前所述，而另一种则是高屋建瓴地审视百家，根据一定的原则，去粗取精，兼收并蓄，再加以适当的创造，从而组合成新的理论。在前一种模式被实践证明只能失败后，吕不韦以其政治家的远见、博大的胸怀及成功商人的敏锐头脑应时而动，发起了以第二种方式统一思想的活动——《吕氏春秋》的编纂。
《吕氏春秋》的编纂目的是欲成一代兴王之宝典，又以“法天地”为指导思想，故能海涵百家精华，积极、客观、公正地对待诸子。它超越学派偏见，不持一家之言去排斥异己，而是推崇“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15]，提倡博采众长，其着眼点在肯定各家所长，而非指摘其短。《不二》篇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对各家皆用一字总结其长处，且将他们并称为天下之豪士，其博采众家之长、打破门户藩篱的意图显而易见。
《吕氏春秋》强调破除成见，取各家之长而弃其短，但它对于诸子的思想也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抄，开设百家之学的陈列馆，而是在引用的同时进行改造创新，使其具备若干新的性质，成为吕氏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他在自然观上提出的“法天地”“因者无敌”，在教育学上提出的“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师徒同体”，在生命观上提出的“达乎死生之分”，在情欲问题上提出的“令人得欲无穷”，在养生问题上提出的“全天”“节性”，在人性问题上提出的“性异非性”等，都是其所独有的精辟见解。此外，《有始》篇开创了分野说，《本味》篇则成为食谱学的鼻祖，这些都是吕氏门客创造性的火花。这足以说明，吕氏门客并不是一批“滕文公”，《吕氏春秋》也不是一部杂抄汇集，而是一部有着统一思想、自成体系的专著，因而洪家义谓之“卓然成一家之言”[16]。
《吕氏春秋》不是材料汇编，不是论文集，它以汇千江万河于一海的气魄，在先秦各种文化学说面前不摆出一副历史审判官的姿态，而采取择善而从的后继者的态度，不掩前人之长，不窃他人之功，对于前人批评贬抑者少，积极肯定者多，以继承和发扬为主，吸收中有创新，这正是一种“述而作”的可贵态度。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作为一部博古通今的通史史论，《吕氏春秋》显然已冲破了孔子“述而不作”的编年体史书的藩篱。
2.谨严整齐的编纂体例
（1）《吕氏春秋》的版本及篇次。
《吕氏春秋》现存最早的版本为东汉高诱的《吕氏春秋注》；清代毕沅曾作《吕氏春秋新校正》；1935年，许维遹博采众说写成《吕氏春秋集释》一书；1984年，陈奇猷又集众家之论而作《吕氏春秋校释》一书，考证甚详，是目前相对最完善的版本。
从现存各种版本来看，《吕氏春秋》在体例上分为纪、览、论三大部分。对于这三部分的次序，历代学者颇有争议，争议的焦点是纪、览、论孰先孰后的问题。今之治《吕氏春秋》的学者如陈奇猷、洪家义、王范之、李家骧、田凤台等对此问题均有详尽论述，且基本上一致认为其书次序应为纪、览、论，此说似已渐成定论，故此处不再画蛇添足。
然而需要提及的是，持“览居前说”的学者，如周中孚及吕思勉等，皆以“古人作序，皆在卷末”为览前纪后的力证（因吕书《序意》附于十二纪之末），但依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所说：“《吕览》这部书在著书体裁上是个创作，盖前于《吕览》者，只闻著篇而不闻著成系统之一书……自吕氏而后，汉朝人著文，乃造系统，于是篇的观念进而为书的观念，淮南之书，子长之史，皆从此一线之体裁。”在《吕氏春秋》之前，成系统的书近乎没有，那么作书序之事大概更是凤毛麟角，这也就是说，《吕氏春秋》之序极可能是我国古代书序的开创之作。[17]
假如真是这样，那么“古人作序，皆在卷末”之说对吕书适用与否就值得商榷了：既是开创，自可无拘无束，置于书前、书中、书后，可任凭作者之喜好。因此，虽然说著书体例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有时可以按照习质或成例去推测以往之史实，但对《吕氏春秋·序意》这样具有开创意义的序文，如果按后来之成例去逆推的话，就多少会有些太过以今度古之嫌了。由此，我们更可以相信，《吕氏春秋》确实如众多学者所认可的那样，是依纪、览、论的篇次排列的。
（2）《吕氏春秋》体例概述。
吕不韦集众著书的目的是要构造一个能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体系，以便为统一的封建帝国提供较为完备的理论学说和治国方案。《序意》提出“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思想，是要对“天、地、人”做一体观，从而包容天地万物，兼容百家众说，这实质上即是《吕氏春秋》编撰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在全书的结构体例上体现为纪、览、论分别与天、人、地相呼应。
——“纪”分为十二篇，以春、夏、秋、冬四季为序，每季各有孟、仲、季三纪，每一纪又各有五篇文章。各纪之首均为该月月令，之后按四季的不同特点，将四篇论文置于该纪之下。春主生、夏主长、秋主收、冬主藏，故春季诸篇皆言养生；夏季诸篇均讲树人、教化，都是生长壮大的问题；秋季讲用兵用刑，并讲用贤胜于用兵的道理；冬季人息粮藏，于是言死葬，并由岁寒知松柏之常青联系到人的品格、气节。十二纪还记载了十二个月的星辰位置及各个季节的物候，它以四时配五行，搭起一个庞大的框架，并将音乐、色调、方位、祭祀等列入其中。
统观十二纪，不难发现它是围绕“天”这个核心展开的。这里的“天”指的是阴阳五行及四时等自然变化。当时的人认识不了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便认为它们是不可抗拒的，因而只能对其采取恭顺的态度，并仿照自然运行来设计自己的行为模式。于是在十二纪中，便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配合春、夏、秋、冬四时作为主要体系。这也是作者提出来的统治图式，要求统治者在一年十二个月内都能顺应五行四时之气来进行统治，这样才能使其统治得以巩固。
十二纪的编排是一个很整齐的体例，虽然有人批评各纪之首基本上是一个次第固定的呆板的体系，有许多项目仅仅是为了凑数而添加上去的，有些联系只抓住某些表面上的相似，勉强拼凑在一起，但就其结构而言，十二纪的确是无懈可击的。
——“览”分为八，每览又包括八篇文章，故这部分共计应有六十四篇文章，但因后来存佚错落，现存《有始览》中只有七篇，整部书也因此比成书时少了一篇文章。八览着重论君道和治本：《有始览》论天地有始，下含六篇都是论述任贤顺民、治乱祸福的；《孝行览》论述孝行为本，下属七篇文章论述国君治国应依靠何种人；《慎大览》论强国需谨慎治国，以下七篇具体论述如何治国；《先识览》论先见之明，其下论如何通过细致的观察和思考预见将来；《审分览》论为君之道，其下七篇阐释人君南面之术；《审应览》说君主要慎重其辞，其下诸篇详论流言及诡辩之害；《离俗览》论述王者应索求离世高士为师，其下论审士用民；《恃君览》论君道不可废，其下亦讲为君之道。八览明显是以“人”为核心，它极力宣扬民为本、民重君轻、君主无为、治民以德等主张，都是为君主政治服务的。八览由《有始览》统领，以下各篇或言天人感应，或言人际关系，或言人的自身修养的提高，都围绕人展开论述。
——“论”分为六大部分，每部分又由六篇组成。《开春论》由春之生引出王者厚德积善，后五篇论尚贤、爱民及养生之道；《慎行论》论君子、小人的处世，其下属五篇进一步阐释处世之理；《贵直论》论君应任贤使能，以下皆论进谏、纳谏、拒谏之事；《不苟论》讲贤人的操守：一切行事必当于义理，一切举动必利于国君；《似顺论》论辨异同、别真伪，以下诸篇论贤主治国之术；《士容论》论国士的操守仪态，其下五篇除《务大》外皆论农业为本。
“论”这一部分可以说是从“地”这个核心上展开的。开篇由春天到来、万物兴起引申出人主应仁德宽厚，爱惜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一切生命，并因此而推崇因循万物本性的自然无为的养生之道。末篇又以大量的篇幅讲述耕作的原则、播种的方法、土地的调理、农时的安排等一系列伺地求食的问题。中间各论因地论人，从土地耕作的自然规律出发，阐述为人处世所应保有的节操及优秀品质。总的看来，六论是由“地”及人，但重点却是“地”，即万事万物生长的自然之理。(www.xing528.com)
《吕氏春秋》还有《序意》一篇，相当于今天书籍中的序言，交代著书的目的、时间、创作概况及基本内容，为全书的总纲领，今置于十二纪之后。
全书共一百六十篇。从形式上看，十二纪、八览、六论形式整齐，所统之文各有定数，且纪、览、论各自之间字数大体相当。据贺凌虚统计，每纪均在2500～2900字之间，每览均在5800～6400字之间（《有始览》今缺一篇，故该览字数为3797字），每论均在3200～3400字间。[18]全书以“法天地”以行人事为指导思想，十二纪按“上揆之天”建构，八览则依“中审之人”排列，六论以“下验之地”布局。三大部分各有侧重，自成体系。
（3）《吕氏春秋》体例简论。
对于纪、览、论三者关系的考察，李家骧认为十二纪似有内篇的意味，八览可疑为外篇，六论像是杂篇。这是对其结构的一种较特殊的认识，但它同样说明吕书在内容上是层进的，其各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徐复观认为八览、六论旨在囊括八方六合，包举天地万物，并共同作为十二纪的补充。这似乎也是认为十二纪与八览、六论有内外篇之意。
对《吕氏春秋》内在结构的各种分析，无论是“纪统天、览应人、论系地”说，还是“纪统天，览、论统地”说，或者是“纪为内篇、览论为外篇”说，都否定不了一个事实：这样的体例是以“人”——尤其是统治者为根本出发点来建构的。仅就各篇篇题而言，除十二纪纪首各篇及《大乐》《古乐》《音律》《音初》《序意》《开春》等少数篇题外，几乎所有篇题都从人事角度出发，以人的操行来命名，且大部分篇题还用“贵、重、去、不、审、必、慎、上、察、达”等字眼直接表明本篇的态度，这与先秦其他书籍篇目，如《孟子》之《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等，及《庄子》之《逍遥游》《天下》等，拟名方式大有旨趣。孟、庄之书虽亦讲为人处世之道，但其篇名远不及《吕氏春秋》整齐、明白。在内容上，十二纪讲治国之大纲，按四季分述人主对臣民的养、教、卫、管之事，八览、六论更是泛论治道，举凡人君个人德、智、体之修养及治国理政之方策，无不备言。这也充分说明《吕氏春秋》是以人事为着眼点的。
从篇与篇之间的关系看，每组文章多相贯相连，成组之篇有的两篇连环，有的联袂而起，有的群篇集中，有的前行后继，有的互为表里，有的正反相成，以至于全书呈现“处处成系统，系统套系统，配套分层的结合”[19]。
以孟春纪为例，首篇《孟春》为该月月令，春天生育万物，可联系到养生，故《孟春》之后有《本生》，即鼓励人们去追求那保全生命和天性的实际，由此引出《重己》：提倡安时处顺，珍惜己之所有，不去做过度的追求。又因天地育万物而不私，故又有《贵公》《去私》这两篇从正反两个方面来阐明治国应效仿天地之无私，这样才能长治久安。王范之认为《重己》与《贵公》《去私》这两篇在根本学说上是矛盾的，这其实是没有参透吕文之本旨。《重己》是讲养生节性，这与注重公心、不过分追求私利的《贵公》《去私》实际是一脉相通的：唯有安时处顺，才能公而无私，否则若孜孜焉以追求一己之私利为目标，又怎么可能顾及公利公心呢？可见《吕氏春秋》整齐的体例不仅迎合了人们的审美情趣，而且它的各个篇章的内容也有谨严的内在联系。
然而，由于太过追求形式上的整齐划一，吕书的体例也产生了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李家骧之论已臻完备，故全录于此，借以为吕书之体例勾勒一个完整的面貌：
①因刻意追求形式的整齐，凑足篇数，有时有重复割裂的现象。如《去尤》与《去宥》意旨相同却硬割为两篇；《应同》与《召类》内容相同，文字亦多重复，完全可以合为一篇。
②因要凑足篇幅，而使两篇的大段字句几乎完全一样。如《长见》与《观表》叙吴起治西河一事、《谕大》与《务大》谈燕雀一段即是如此。
③有的篇章基本抄自他书，可能这种现象在成书的预定规划和定稿编排之时都没有禁止或预防的明确规定。如《当染》篇就基本照搬《墨子·当染》的文字，《有度》末尾一段的文字也与《庄子·庚桑楚》基本相同。
④有的部分两组文章之间联系并不紧密，硬拼在一起来凑篇数，显得勉强。如《士容论》按成书的写作意图和中心所在似应是论土地耕作，故主要有《上农》等四篇一组，但可能为凑足每论六篇之数，硬将《士容》《务大》两篇入此论，而《士容论》之总名又与农耕的内容并不相干。
⑤体制有不一致之处。如《开春》以首二字名篇，与全书以意名篇之例不合。[20]
（4）《吕氏春秋》体例的影响。
《吕氏春秋》所开创的这种谨严的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称赞它“鉴远而体周”。蔡伯尹曾说：“汉兴，高堂生、后仓、二戴之徒，取此书之十二纪为《月令》，河间献王与其客取其《大乐》《适音》为《乐记》，司马迁多取其说为《世家》《律》《历书》，教武藏书以预九家之学，刘向集书以系七略之数。”[21]
《月令》取自十二纪，已被梁玉绳所证明；《礼记》之《乐记》为《荀子·乐论》与《吕氏春秋》乐论合并的产物。蔡伯尹强调了司马迁对吕书内容的吸收，实际上司马迁在体例上对《吕氏春秋》所采亦颇多。他不仅仿十二纪的形式创造了十二本纪，而且在“纪”之内涵上亦与《吕氏春秋》有相通之处。《史通》说：“年仰他人者，虽纪实传；年得自主者，虽传实纪。”能自主纪年的，唯有帝王，所以“纪”实际是为帝王而设，而《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也是以天子顺时布政来立论，这与《史记》之“纪”一脉相通。章学诚更认为：“吕氏之书，盖司马迁之所取法也，十二本纪，仿十二月纪，八书，仿其八览，七十列传，仿其六论，亦微有所以折衷之也。”[22]《史记》的编著体例，是将十二本纪列前、八书居中、七十列传在后。这样的安排，不能说不是根据了《吕氏春秋》的编排顺序。《史记·伯夷列传》提到“其传曰”，《索隐》说这是指《韩诗外传》和《吕氏春秋》。虽有学者指出此“传”与《史记》之“列传”并非同类之“传”，但司马迁会采用“列传”之名，则足以说明《吕氏春秋》与“列传”是有某种联系的。
《吕氏春秋》的成书，还引起了杂家之书的兴盛。除淮南王刘安亦步亦趋地主编了《淮南子》外，汉时著名政论家陆贾、贾谊、晁错等亦因袭其撷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成法，均采数家、博取众说以成己见。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说：“两汉思想家，几乎没有一个没有受到十二纪纪首——《月令》的影响。”这已超出了关于体例的范畴，但由此足见由《吕氏春秋》所首创的十二纪影响之大。梁启超称：“《吕氏春秋》，实类书之祖，后世《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其编纂方法及体裁，皆本于此。”[23]然而田凤台指出：“类书之修，四库之编，虽集众为书，然仅备资料检阅，以汇萃为功，非若吕氏淮南之欲成一家言者也。惟宋之世，温公之《通鉴》，或可拟之。”[24]历代类书虽效仿了《吕氏春秋》规模庞大、包含宏富的形式，但却未能汲取其“欲成一家之言”的精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还总结了《吕氏春秋》在我国古代书籍编纂史上的开创之功。其论前已引用，此不赘述。天、地、人一体观思想虽非《吕氏春秋》所创，但它毕竟在我国史学史上第一次用这一思想来指导一部书的编纂，这本身就是一种开创，大大拓展了古典编辑活动的时空观念和评判视野。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