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与《吕氏春秋》的编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史学论稿

《吕氏春秋》的编写与吕不韦的苦心孤诣是分不开的。《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说明编书的想法正是由吕不韦提出的。而《隋书·经籍志·杂部》称“《吕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吕不韦撰”，这更是将吕不韦对《吕氏春秋》的编纂之功极度夸大。不论是亲自写或派人写，吕不韦参与了《吕氏春秋》的编纂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吕不韦不仅发起组织了这项文坛盛事，而且是这项大型文化整理工作的唯一出资人，仅凭这些，他对《吕氏春秋》的成书就已功不可没。

但是，历史上对此表示怀疑的也不乏其人。宋人黄震说：“今其书^[13]不得与诸子争衡者，徒以不韦病也。然不知不韦固无与焉者也。”^[14]这种观点在清代也有人提出。他们基本肯定《吕氏春秋》一书，但却对吕不韦其人抱有偏见，故而不愿将二者相提并论。这是由于他们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认为吕不韦出身商贾，属于经营末业的卑贱之人，由于囤积居奇和以吕易嬴等丑闻广为流传，故而品德极差；再加之他读书不多，文化功底浅薄，没资格当此书的主编。那事实是怎样的呢？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明知嬴政生性暴戾，却处处批他的逆鳞，找不到一点阿谀逢迎之辞。而且在他饮鸩自尽之后，他的门客千余人，冒着被驱逐、削爵、流放的危险将他窃葬。假如他是个猥琐小人，他的门客岂能如此尽心？所以，我们绝不能将吕不韦一棒打死，认为他所有品性皆为不良，果真如此的话，他又哪里来的那么大的气度去容纳三千门客呢？至于说他文化功底浅，倒也未必是坏事。假若吕不韦也像他的众门客一样饱读诗书或专门去研习学问的话，那他很可能就只会精通一两家的学问，并将这一两门学问深深地根植于自己的大脑中，那么，他对其他门派的学问自然就有了一种抵触情绪，这样，他所主编的《吕氏春秋》恐怕就要大变样了。所以吕不韦读书少，再加上他多年经商养成的重实际的习质，正好给兼容百家、注重实用创造了条件，而《吕氏春秋》也正是因为它的这两个特点才为人们所重视。由此可见，吕不韦是完全有资格充当《吕氏春秋》一书的主编的。

那么，吕不韦在《吕氏春秋》的编纂中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首先，他是编著此书的发起者和动议者。吕不韦发起编写《吕氏春秋》，目的有二：一是为即将到来的统一帝国奠定理论基础，二是为了训导秦王政。这两个目的在《序意》中都有记载：“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这段话可以说是全书纲目所在。先说编书的目的在于寻求治乱、存亡、寿夭、吉凶转化的规律；其次是提出了判断是非正误的标准——上要符合天理，下要符合地宜，中要符合人心；最后，他强调了天、地、人三者统一的关系，说只要天、地、人各当其位，就可以顺自然而运作——这就是吕不韦为即将到来的统一国家所准备的理论基础。至于其训导嬴政的目的，则突出反映在我们已多次引用的《序意》中，其中吕不韦将自己比作黄帝，而把秦王政视为颛顼，他教诲嬴政“为民父母”的最高原则就是“法天地”，即按自然规律办事。

以上说的是吕不韦编书的两个目的，它们是从当时的时局出发订立的：对外，秦灭六国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对内，秦王政正一天天长大。这种局面确实需要一本像《吕氏春秋》这样的书出现。可惜后来的事情发展却不像吕不韦所设想的那样，嬴政成了一个生性暴戾、刚愎自用的专制皇帝，而由他所统治的秦帝国，也不是吕不韦所希望的那种天、地、人三者合一的顺利运行的大一统国家。从这个角度看，吕不韦的两个初衷似乎都落空了。然而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吕氏春秋》却留给后世取之不竭的文化遗产。时至今日，它的价值已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www.xing528.com)

其次，在编写过程中和编著成功后，吕不韦也做了大量工作。他是整个编著过程唯一的出资者，他不仅要供给执笔者们的生活所需，而且还要负担收集资料、制作竹简、配制笔墨刻刀之类用具的具体费用。这些费用固然不算十分庞大，但因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私人集体编著活动，所以若无专人组织供应，这本书也是难以编成的。就拿我们所常听说的竹简来说，它是那时所使用的基本的书写材料，但它的制作程序却十分复杂。《论衡·量知篇》记载，“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即是说要制作一根可以书写的竹简，先要把选好的竹子截成约一尺长的竹简，再将竹简破析成简条，然后力加刮削，削平竹节部分，之后还要进行杀青，或称“汗简”，即用火烤。刘向《别录》中说“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可见杀青的作用，既是便于书写的一道必要工序，又可防止竹简被虫所蛀。因为火烤时，竹子中的汁液会渗出，看上去就像竹简出汗了一样，故而这一工序又称“汗简”。最后，在刮削汗简之后，编联成册以前，还有一道工序——凡编绳所过之处，于其棱上刻出极小的三角形契口，用以固定编绳，使其不致脱落或上下移动。这道工序看似简单，但操作起来却存在困难：竹子皆顺纹理而生长，用力稍猛，便会使竹简劈裂，成为废简。当时人们是用毛笔或刻刀在竹简上写字，一根竹简上最多不过十几二十个字，而《吕氏春秋》一书共二十余万字，则至少需上万根竹简。这样，光是准备这项基本书写材料就得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吕不韦当时没有位极人臣的权势和地位，恐怕也难以编出如此大手笔的《吕氏春秋》。所以，吕不韦的参与，是该书得以成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在《吕氏春秋》编成后，吕不韦为了使它能名扬天下，特意采用了悬之市门、言能改一字者予千金的夸张的发布方式。这一做法虽有向政敌及嬴政示威的成分，但客观上也确实使《吕氏春秋》名扬天下。一时间，《吕氏春秋》成了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在这时，《吕氏春秋》因为吕不韦的缘故而名传千里，而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之所以还没有将吕不韦这个名字从记忆中完全抹去，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他主编了《吕氏春秋》这部不朽著作的缘故。

然而，另一方面，吕不韦太过盛大的名气也给《吕氏春秋》的进一步修改完善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书成之后，吕不韦发出了改一字者悬赏千金的通告。这一举动历来多被认为是他要借此炫耀自己的权势，这多少有些言过其实。吕不韦此举虽不无此种意图，但以他的务实，不能完全排除他想使此书更为完善的可能。事实上，这种重金悬赏之举在此前是有先例的，如吕不韦的同乡商鞅在秦孝公时在秦国推行变法，为了取信于民，他在城门外放了一根并不很粗的木桩，向众人宣布：能扛之入城者奖五十金。人们都认为这事太容易做到了，根本不值五十金。后来有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完成了此项要求，果然得到了五十金。众人很是吃惊，但也从此相信了商鞅是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此后，商鞅在秦的变法得以顺利进行。吕不韦或许是想借鉴商鞅的做法，但可惜一则他权势过重，二则出手太大，来观书的人即使能够发现《吕氏春秋》的错误，也会因畏于其权势而不敢指出。结果，吕不韦借《吕氏春秋》示威的目的达到了，但与他给《吕氏春秋》征求意见的初衷却是南辕北辙。

吕不韦动议和组织编写《吕氏春秋》，全书的指导思想是他的；他给它提供了孕育成长的场所、资金，甚至书的生身父母，即书的编纂者；他看着它从几支竹简上的几点墨迹逐渐长大；最后又经他集中、简选、修订、编次成书。仅凭这些，吕不韦的主编之名就当之无愧了。吕不韦使《吕氏春秋》得以名扬天下，但也正是因为他的缘故而使《吕氏春秋》在后来的很长时间内不被重视。时至今日，《吕氏春秋》终于以它丰富的史料内容重新唤回了人们的关注，而吕不韦的奸商权相的传统形象也因此逐渐在人们心目中得以改观。所以，吕不韦和《吕氏春秋》是密不可分的，书因人而成，人以书而荣，二者早就在历史的长河中紧密地结为一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