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对《吕氏春秋》的影响

吕不韦在秦国当政的时代，上承秦昭王称霸诸侯、连年征战的风云激荡，下启秦始皇统一六国、御守海内的威震殊俗，是一个统一趋势已十分明显的过渡期。这一时期，秦本土已实现统一，政治上比较稳定，生产发展有一定保证，这就使秦在对外战争中有了稳固的后方。在外部环境方面，六国濒临灭亡的颓势越来越明显，各国之间矛盾重重，其内部也各有不同的竞争帮派，内忧外患交困。秦国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矛盾，借此逐渐具备了统一六国的可能与实力。

然而政治上的变化总是快于思想文化上的演变，虽然这时要试图改变秦国一统天下的趋势已如螳臂挡车，但思想文化领域的“百鸟齐鸣”却依然久盛不衰，丝毫未显示出要转变为“百鸟朝凤”的迹象。战国时代，诸侯林立，以往被视为礼制、法度之楷模的周王朝早已失去号召力，各国君主纷纷按自己的意愿各自为政，尊儒、崇法、信道、重农等各种观点在不同国家间并存。随着战国末年政治局势的演变及新兴士人对此越来越精确的分析，各国都渐渐意识到仅靠一种学说来实行统治已不足以应付纷繁多变的时局，于是他们开始信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论持何派观点，只要有利于国家统治，就可以接受。这一统治策略的调整加快了战国末年士人的流动，其直接影响便是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各个学派不再互相敌视，他们终于能够心平气和地和平共处了，虽然偶然还会出现一些疾言厉辞的激烈争论，但他们已学会了为实现“天下大治”这一共同目标而包涵、忍让。于是，中国思想界的第一次大解放出现了，这就是“百家争鸣”。这种开放的文化氛围为《吕氏春秋》一书的编写提供了必要的“软件”——即诸子百家思想的兼容并存，这就使其可以成就其杂了。

春秋以前，著书立说被认为是严肃而神圣的事情。当时，做文章、写书都是官府委派官吏、士所做的事，所写的内容也多是官府的文告、占卜的记录和历史，因此作者的官名就叫史或卜。到春秋战国时代，以前那种“学在官府”的局面改变了，文化逐渐传入寻常百姓家，特别是经春秋时代孔子（前551—前479）的提倡和传播，开民间讲学之风，一般百姓读书识字多了起来，私人著述也渐渐出现。如孔子讲学的内容，就被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整理记录下来，编成语录式著作，即为《论语》。到了战国时代，越来越多的士人将自己的理论、主张、对人生的思考及对事物的见解写出，各成一家之言，这就形成了《老子》《庄子》《法经》《商君书》《墨子》等许多私家著述。他们有的讲哲理，有的谈兵法，有的说逻辑，有的论政治，各种观点、各种派别都有作品传世，这就是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www.xing528.com)

面临全国即将统一的新形势，地主阶级内部各派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开始着手研究完成统一大业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以及统一后新生国家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各国统治者亦开始广纳贤良，当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1]。他们供养这些宾客，除了要获得礼贤下士的美名外，主要还是想从中汲取一些安邦治国的正确策略。这些宾客不仅成为供养者的私家势力，而且能协助其主辅政治国，成为其智囊团的人才库，即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秦军虽倚其强大军事实力连年东进，而齐、赵、魏、楚四国却未立即崩溃，反与强秦对抗达数十年之久，这不能说与这些国家所养宾客的出谋划策毫无关系。

而这时的秦国，虽也有吸收外来人才的优良传统，但所吸收的人才的范围十分狭窄，主要只是欢迎持法家观点的人物，所以严格地说，秦国并没有“养士”之风。但战国时代，士已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一股特殊势力。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或专长，善游说，不受国家、宗教、经济和政治地位的限制，以自己的才能寻求赏识自己的明主，从而求取官位、功名。这些人为追求富贵而奔走于各国，在政治舞台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他们的思想观点不一而同，有儒、道、墨、法、阴阳、刑名、农、兵等各种不同学派，而法家学派不过是这众多学派中的一派，秦统治者却因推崇酷法的有力统治而唯此派独尊，这显然已不适应战国末年这种具有极大包容性的统一趋势的要求。因此，到吕不韦当政后，他从多年经商时奔走于各国的所见所闻中认识到“士”的重要作用，他深为秦国之士的屈指可数而自愧不如，便也开始大量养士，招致了几乎当时所有派别的士人。这些人构成了战国末年最高质量的智囊团，在他们的协助下，吕不韦才得以把偌大的秦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吕不韦的门客中能人辈出，最著名的莫过于李斯。李斯本来出身于楚国的下层社会，年少时遍尝人间屈辱与苦难，对跻身上层社会有强烈的渴望。他青年时代曾和韩非一起向荀子学过“帝王之术”，结果自创了质用阴谋诡计的权术论。学成之后，李斯便趁吕不韦招贤纳士的良机投奔到吕不韦门下，“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抓住机会，极力表现自己的才能，为秦王政所看中，后来竟官至丞相，与吕不韦不相上下。然而吕不韦身边也不可能全都是像李斯这样有安邦定国的奇才大略的大贤，他们中更多的是一些只懂一技之长的小才，像这样的人，发挥作用的机会自然很少，可也不能就这样白养着他们。吕不韦经过一番思考，终于想出一个可以把所有门客都派上用场的好办法：让他们群策群力，共同编一本集当时各学派之大成的书籍。这样，吕不韦组织编写《吕氏春秋》一书的硬件——执笔者就具备了。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个人组织的大规模的文化整理工作开始了，其结果是编成了《吕氏春秋》这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