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的成果

自春秋初期开始，周天子已无足轻重，即使在自己的王畿之内，政权亦由王臣支配。尤其是到春秋中后期，诸侯各行其是，非但擅自改革国内各项制度，而且互相攻伐兼并，强者称王称霸。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出发来评判春秋时代的社会政治变化，应该承认，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进步代替落后的一种弃旧扬新的历史大变革，从而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确然不拔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相反，孔子作为一位比较保守的思想家，反而认为这是“天下无道”的表现。为了改变这种社会现实，孔子忙忙碌碌地到处奔走。特别是从他五十五岁起，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以游说诸侯的历程。然而，到头来却无济于事，汹涌澎湃、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依然是大国争霸、战争频仍的政治生活的剧烈动荡。

如果说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在现实生活中的四处碰壁，使他成为一位在周道既衰、天下纷争之际为求得统一的理想而企图用思想理论来挽救颓势的悲剧人物，那么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孔子在现实社会中倒有其成功的地方，这便是“经世致用”思想的运用。孔子在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时候，转而编写《春秋》，借历史来陈述自己的政见，并最终改造自己所面临的现实。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与壶遂的对话即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在“自序”里，司马迁首先给我们揭示出孔子写作《春秋》的主观动机——借助历史来阐述自己的政治信念，以达到警世和垂教后人的目的（《史记·孔子世家》对此亦有深刻的论述^[36]），然后通过比较的手法指出《春秋》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的主要作用。在司马迁看来，《易》学偏重于解释自然现象的变化，《礼》学偏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地位，《书》学偏重于为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方便，《乐》学偏重于声音的协调，《诗》学偏重于各地风土人情。唯有以《春秋》为代表的史学，偏重于辨明是非真假，回答是与不是、对与不对这样一种严肃的问题，故能“上明三王之道”，即指出历史前进的规律，“下辨人事之纪”，即指出受历史规律制约的各种人事活动。所以，“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通过对历史的了解，人们才能知道怎样做才是对，才能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境界。

的确，《春秋》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充分体现出孔子经世致用的鉴戒史观。下面就两个方面对此做一论证。

第一，正名。鲁哀公七年（前488），孔子和子路有这样一段问答：“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37]从一般意义来说，这里所说的名，是指事物的名称、概念。正名，即把名称概念搞正确。但孔子说的名，还有名分即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意思。因为名分要借助于一定的名称来表达，二者有其形式上的一致性。例如，君、臣、父、子，既是人的称谓，又表示各自在人伦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名分的社会属性使其具有相应的道德内涵亦即人在社会关系中所承担的道德义务。正名，就是端正名分的道德内涵，用以纠正不符合名分要求的思想行为。

孔子正名主张的提出，有十分强烈的社会针对性，或者说它是孔子经世致用史观的必然产物。我们知道，春秋以来，随着政治斗争的日趋激烈，诸如君臣父子相争相克以至臣刹君、子刹父的社会悖伦行为越发严重。孔子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社会现象，关键就在于人们无视名分的道德要求，故拨乱反正必自正名始。通过正名，使社会各级成员按照名分所涵之道德义务把自己的行为纳入一定的秩序范围，以实现国治民安。为了达此目的，孔子把修《春秋》作为自己为之奋斗的主要途径。正因此，正名分便成为孔子修《春秋》的第一要义，《庄子·天下篇》所说“《春秋》以道名分”，即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一点。正名思想在《春秋》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尊王攘夷。尊王即尊崇周天子的共主地位，使周天子作为各地诸侯之共主能实有其名；攘夷即抵御夷狄对中原各国的侵扰，以华夏文化统帅夷狄文化。就尊王而言，比如，在春秋后期，周天子已名存实亡，而孔子在《春秋》中仍旧大书“春王正月”“王正月”之类的话。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就是说，先说王，后说正月，是因为正月是由周天子确定的。所以要书以王正月，是为了强调周天子以建正月而总统天下政教。再如，春秋时，国君称王尚无严格限制，故吴、楚之君亦每每自号为王。但孔子以王为周天子之专称，遂在《春秋》中仍称吴、楚之君为“子”，以表明他们对周天子的从属关系。这些都是《春秋》通过“道名分”以经世致用的重要例证。(www.xing528.com)

第二，批判。历史对现实是批判的，没有对不合理的现实的批判，没有爱憎分明的立场，没有直言不讳的精神，就没有史家的良心，也就没有史家的地位。孔子修《春秋》，采用批判的手法，对一切君不君、臣不臣的社会现象做出贬损以申明大义。孟子曾经指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又）作，臣刹其君者有之，子刹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38]又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39]这充分说明，孔子《春秋》为感于乱世而作，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尽管《春秋》批判的是过去的既成事实，但却可以为现实提供直接的经验和教训，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

由上可知，无论是正名，还是批判，都是孔子从当时的客观现实出发，通过编写史书以求经世致用的做法。虽然孔子的目的是要使向前迈进的历史进程回归到他所认为至善至美的周代社会，以复兴三代礼乐制度下的奴隶制的统治秩序，从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保守性与落后性，但是，正名和批判作为一种以史学经世致用的方法却是非常积极而有价值的，因为它密切了史学与现实社会政治的关系，加强了史学的参与能力，并因此增强了史学的生命力。

尽管历史学作为一门以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规律性为对象的科学，具有“通古启今”“鉴往知来”这一为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特殊的社会功能，但只有到孔子修《春秋》，这一特殊的社会功能才第一次得到体现。在孔子以前，尚无人以编写史书或者说以史学作为经世致用的手段，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40]尽管梁启超是从学术研究应超越利害关系之外的观点出发，以谴责的口气指出这一问题，但孔子开经世致用史观之先河却是不可否认的历史真实。其实，梁启超一向十分强调学术的经世致用性。他之所以在这里主张学术研究应超越利害关系之外，只是为了克服旧时代学术过分依附于封建政治，缺乏独立意识的弊端。不可否认，梁启超的这种观点对于确立我国近代学术形态和健全史学的学科独立发展机制是一种积极的推动，但无论何时何地，为历史而历史，希望学术研究完全超脱于政治或现实利益的做法毕竟是行不通的。

自孔子以降，著史以借鉴戒便成为史学领域里重要的优良传统之一。无论是在国泰民安、政治兴隆的时刻，还是在危机四伏、国难当头的紧要关头，忧国忧民的责任感总是把那些满腹经纶、知书识理的史学家推到历史舞台的前沿，成为上层统治阶级制订定国策或改良政治的重要谋士。他们一无例外地以历史为根基，打起“经世致用”的旗号，或正面或反面，或直言进谏或严词抨击，为当朝统治者提供借鉴。司马迁、班固、杜佑、司马光、王夫之、章太炎、梁启超等众多的史学家，都是沿着这条道路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